【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8日讯】【布鲁姆博士（Mia Bloom）是位于佐治亚州雅典的佐治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助理教授。】
2005年11月9日，皈依了伊斯兰激进派的比利时人德高克 (Muriel Degauque)在伊拉克将自己引爆，造成自杀性汽车爆炸事件。同一天，在阿曼一家酒店里举行的婚礼上，里沙维(Sajida Atrous al-Rishawi)利用装满炸药的腰带爆炸未遂。
尽管这些事件令人震惊，但长期以来恐怖主义运动中一直不乏女性。在1970年代和 1980年代，很多妇女积极参加拉丁美洲和欧洲恐怖主义组织，在有些组织中，妇女甚至达到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如德国”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和”六月二日运动”(Second of June Movement)。但是，妇女由主要承担辅助性角色转变为充当自杀性爆炸手等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角色是最近的事。最早是1985年一名17岁的黎巴嫩少女在以色列一个车队附近将自己引爆。妇女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导致了新问题的浮现。
在使用自杀性爆炸的大约17个组织中，一半以上有女性在活动。在1985年至2006年间，有220多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占从事这类活动的全部人数的15%。此外，女性自杀爆炸手人数的激增不仅来自非宗教组织，而且来自宗教组织，尽管后者最初不愿利用妇女从事此类行动。1
自2005年9月一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在塔勒阿法尔市(Tal Afar)引爆炸弹，炸死8名伊拉克新兵和炸伤30人以来，伊拉克又出现了多起类似的爆炸。同年12月，两名妇女在巴格达警官学校一个教室里将自己引爆，炸死27人，最近一次是在2007年2月25日，一名女性自杀爆炸手在巴格达第二大大学穆斯坦西里耶大学(Mustansiriyah University)炸死42人，炸伤 51人。
“为什么”的问题
在发生这类事件后，媒体一般会对爆炸手的动机进行分析评论。但是最普遍的反应是震惊，即一位女性－－她们通常被视为暴力受害者，而不是使用暴力的凶手－－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经常进行”心理解剖”，分析凶手在哪里长大，在哪里上学，是什么导致她使用暴力？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她一定患有抑郁、癫狂、自杀倾向、或精神变态，而且大多数人认为，一定是什么男子让她去做的。
但是，多年的研究发现，在恐怖分子中出现的精神变态和人格障碍并不比在同一个社区的非恐怖分子中更常见。虽然我们不再认为是男人迫使大多数妇女从事恐怖主义，但是这些妇女生活中的男子在动员她们诉诸恐怖主义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高尔文 (Deborah Galvin)说，”有些妇女是被她们的男朋友招募进入恐怖组织的。女性参加恐怖活动的一个显着特征可能是，男性或女性情人/同谋 ……的情形。”2事实上，虽然里沙维在阿曼婚礼上谋杀未遂，但陪同她去的丈夫得逞，杀死了38人。
英国新闻记者麦克唐纳(Eileen MacDonald)记述了”贝戈尼亚”(Begona)在25岁时加入巴斯克埃塔(ETA，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的原因，”因为我认识的一名男子是其中的成员 “。3 一种散布很广的谣传是，男人通过不正当的性行为诱使妇女参加暴力活动，要求妇女在发生性行为之后执行一项”殉教行动”，声称这是洗清家庭名声和保全面子的唯一办法。但是，认为妇女不过是受害者或者男人手中的工具而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预测妇女是否参加某一项运动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看她与那个运动中过去或现在的恐怖分子的关系。 以里沙维为例，她的几个兄弟在伊拉克参加袭击联盟军队的反叛活动时被打死，而她的为期只有几天的婚姻也是为了方便恐怖活动而作的安排。
有些心理学家解释说，恐怖分子通常遭受自恋性伤害－－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自我形像和自尊遭到永久性伤害，这种伤害十分严重，促使失去价值的自我寻求一种新的、”具有正面形像的自我”(即获得作为恐怖组织一员的”归属”感)。心理学家马戈林(Joseph Margolin)认为，”恐怖分子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需要或目标受挫所致。”4博勒姆博士( Dr. Randy Borum)补充说：”受挫(无法实现某一目标或从事某项行动)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联系 [或许]是对人类暴力起源的主要解释。”5]其他专家甚至称大多数恐怖分子几近于孤独自闭，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接受那种将世界简单划分为白与黑、好与恶的意识形态。6
根本原因
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认为找到根本原因是了解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的关键。但是，大多数被列为根本原因的因素也解释了为什么非恐怖主义政治组织也被动员起来，因此，此等解释可归入”虽然不足但是必要”一类，它们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因素导致有些人诉诸暴力。上述根本原因包括：
– 缺乏民主、公民自由和法治
– 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的机制瘫痪和软弱的国家
– 过快的现代化
–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非宗教和宗教意识形态
– 政治暴力、内战、革命、专制或被占领的历史
– 不具备合法性或腐败的政府
– 外国占领者或殖民主义的压迫
– 遭受基于民族、种族或宗教特征进行的歧视
– 社会不公正
– 具有鼓动性的精神领袖7
据施韦泽(Yoram Schweitzer)和阿里(Farhana Ali)等专家说，与男性相比，驱使妇女的往往是那些更加”个人化”的因素。这些原因可被归纳为以R开头的四个单词：复仇 (Revenge)、赎罪(Redemption)、尊重(Respect)和关系(Relationship)。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
– 失去亲人(通常是在她们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的男性－－丈夫、父亲或兄弟 )
– 因被指控或实际上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无论是确有其事还是被控)而需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 不能生育或是被认为无法嫁人8
– 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愿望
– 证明她们与男人一样献身于事业
– 知名反叛分子的姐妹、女儿或妻子9
相似与不同之处
但是，关于驱使妇女从事暴力的原因与驱使男子的原因不一样的看法是有争议的。像男性一样，大多数女性均因个人和政治原因而从事暴力活动。心理学家梅拉里(Ariel Merari)说：”一般来说，文化－－特别是宗教－－在恐怖主义自杀性活动这一现象中似乎较不重要。恐怖自杀像任何其他的自杀行为一样，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现象，而不是群体现象：从事恐怖自杀的人是那些因个人原因想结束生命的人。恐怖主义框架不过是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借口(而不是真正的动因)和以暴力方式实现这种想法的理由。 “10
对男性和女性恐怖分子来说，这种理由包括一种对逼近他们的死亡的理解以及将他们与某种”永恒”连在一起的世界观。近来，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宗教信仰与愿意杀人或被杀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是，迄今为止尚未证明宗教与恐怖之间有因果关系。11
事实上，历史上的很多恐怖组织－－如意大利的红色旅(Red Brigades)、德国的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和秘鲁的光辉道路(Shining Path)－－都是与宗教没有任何联系的激进社会主义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政治纲领都包括解放妇女。
今天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的大多数妇女似乎发挥了廉价炮灰的作用。一般来说，由于她们与反恐工作关于恐怖分子所建立起的特征和形像不同，因此她们似乎成了(恐怖组织所使用的)一种新的战术手段。此外，如任何看过电影《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的人所知，女性恐怖分子很容易混入敌方平民人口中从事侦察活动：她们的服装便于掩盖炸弹，而且她们有时假装怀孕以阻止别人对她们进行搜查。但是事实上，很少有女性被允许进入领导层，甚至在30%至60%的爆炸手为妇女的组织中也是如此。贝莱 (Clara Beyler)在谈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时说：”妇女很少参与这些组织高层的决策过程。妇女可以自愿、或者可能被迫从事谋杀活动，但归根结底，妇女的作用是由统治巴勒斯坦社会及其恐怖组织的父权等级制所决定的。”12
实际上，那些从事暴力活动的人相对于整个运动来说只是少数。由于恐怖分子不过是他们声称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人，真正反对他们的人常常是本社区内那些不愿诉诸暴力的温和人士。因此，恐怖分子企图迫使当局动用暴力的回应手段，以博得同情与支持，使社区更多的人更加激进和帮助招募更多新人。恐怖组织企图利用妇女活动分子来激起人们对其社会中的妇女的过激反应，这是进一步激起愤慨和怒火的绝对有把握的办法。
无固定模式
恐怖主义的一个主要目标不仅仅是摧残直接受害者，而且是通过毁灭生命和破坏财产制造恐怖和不安，以期让人们付出更长期的代价。恐怖分子妄图让敌方耗费时间、资金来加强安全防卫，从而给敌方社会增加巨大的负担，迫使其将原本可用于生产的资源耗费于降低生产率的措施。13
一个可能有用的反恐举措是求助于更广大的民众和加强支持温和人士。从消除根源入手不一定会根除暴力，但它会有助于表明，温和人士能够为民众造福，而恐怖分子则不能。大多数调查显示，只要有可行的替代办法和更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对暴力的支持度就会下降。14
对妇女来说，重要的是要强调她们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她们活着比死能够作出更大、更有意义的贡献。这将有助于支持妇女基层组织，从而使整个社区受益。这样的组织可以构成公民社会的支柱，沟通不同的社区和为真正的民主打下根基。 15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恐怖分子没有固定的特征，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为每一种恐怖主义提供解释。
心理学家霍根(John Horgan)解释说，每一个恐怖主义运动都有其复杂性，就连最小的组织也包含多种角色，导致男女有”不同类型的参与”16。此外，恐怖主义多种多样，基于不同的原因进行活动，因此无法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伊斯兰主义、全球萨拉菲斯特(Salafist)运动、单一问题(如：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等)、右翼种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统统归于一种原因，更不可能用同一种原因解释所有妇女的动机。
我曾在别处提到，利用妇女源于深思熟虑的组织动机。恐怖主义运动的头目是在进行成本效益的权衡之后才选定具体战术、打击目标和执行打击行动的人，而女性自杀爆炸手不过是廉价的武器。另外，她们会引起更多的媒体关注，或许这会使男子因羞愧而动员起来，不再让妇女去”做男人的事情”。17
但是，不可否认，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直接与已知的外国恐怖主义运动成员交谈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有用资料。虽然获得这类原始资料的机会有限，但霍根认为：”纵然这听起来不合适，但是要理解恐怖行为的发展和组织结构，我们必须同从事恐怖暴力的人会面和谈话，这是免不了的。”18要了解其传统角色为养育儿女的妇女为何充当杀手，更需要这样做。
注释
(1) Mia Bloom, “Female Suicide Bombers: A Global Trend,” Deadalus (Winter 2007).
(2) Deborah M. Galvin, “The Female Terrorist: A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Science and the Law, vol. 1 (1983): pp.19-32.
(3) Eileen MacDonald, Shoot the Women Fir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4) Joseph Margoli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errorism,” in Y. Alexander and S. M. Finger (eds.), Terroris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John Jay, 1977), pp. 273-274.
(5) Randy Borum,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Tampa, FL: University of Florida, 2004), p. 13.
(6) D. Gambetta and S. Hertog, “Engineers of Jihad,”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 (17 August 2006).
(7) T. Bj枚rgo,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8) R.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9) Noor Huda Ismail, “Married to a Jihadist,” Straits Times (10 March 2006). Available at //noorhudaismail.blogspot.com/2006/03/married-to-jihadist.html.
(10) Ariel Merari, “The Readiness to Kill and Die: Suicidal Terrorism in the Middle East,” in W. Reich (ed.), Origins of Terrorism: Psychologies, Ideologies, Theologies and States of Mi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06.
(11) See for example M. Ju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J. Stern,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and J. Esposito, Unholy War: 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Clara Beyler, “Using Palestinian Women as Bombs,” New York Sun (15 November 2006).
(13) C. McCauley,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Available at //www.ssrc.org/sept11/essays/mccauley.htm.
(14) Mia Bloom, Dying to Kill: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 3 passim.
(15) A.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 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17) Bloom, M., Dying to Kill: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A notable exception is Jerrold Post, E. Sprinzak, and L. Denny, “The Terrorists in Their Own Words: Interviews With 35 Incarcerated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5, no. 1 (2003): pp. 171-184.
(19) 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and (2008, forthcoming).
－－原载：《美国参考》，2007-07-01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