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0日讯】* “背到哪年算哪年，死在哪里算哪里”

最让人感到凄惨的，莫过于那个腰也站不直，面色如久病之人的，我只知其姓郭的大背箩。

2月16日那天，一见到这位目光浑浊，衣着肮脏的老年大背箩，我的心，立时就有了被刺蛰了一下的疼痛感。

为了让这位老人得到一点收入，为了我的采访能够到位，也为了我的良心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我让他给我背刚买好的蔬菜。蔬菜女摊主马上表示不赞成：“一般没人找他背东西的，他连走路也艰难，最好换一个人……”

我连忙说：“今天的东西不算重，就让他背吧！”

边装菜，边走路，边采访。

问清楚他是朱昌“大发鸡”人之后，我问他姓什么。他很轻声地答了声“郭”。又问他的名字，不知是他听不清，还是有什么隐衷，抑或是这个社会让他深深地觉得他的名字完全不足为他人道，他的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反正，我没有问到他的名字。

当我问起这位看上去已经60好几的郭姓老人的老伴、子女等亲人情况时，我感到，我的问话触到了他的某根敏感而又深受创伤的神经。他的父亲早在他只有7岁时，就去世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为自己太老实，年轻时，没有哪个“婆娘”肯嫁给他，因此，他也就没有什么子女可言。还是因为自己的穷极潦倒，好多年前，所有沾亲带故的人都不认他，不理他了，包括他唯一的亲姐姐。十七八年前，他老家破烂不堪的房屋也跨塌了。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别无生路的他背起大大沉沉的背箩，离开那个不留恋他，他也不留恋的山村，来到毕节城里，开始了他流浪加苦力的、万般艰辛的悲惨生涯。

多年来，白天，他就在城里东漂西荡“背活路”；晚上，他就像只无家可归的猫狗一样，寻到一个略能躲避风雨，或是能够取点暖的店铺火旁，枕着他的大背箩歇息。收入之少得不能再少，当然让他视每晚1元的“背箩店”为奢侈。吃的，他也每天只敢吃两顿，每顿顶多吃三元钱的饭菜。这，还是背到活路，手上有钱时。否则，他就只能吃三五个馒头充饥，甚至饿着肚子找活干。今年的大年三十，白天，他不仅一如既往地没有在吃喝上多花一元钱，晚上，他也一如既往地蜷缩在房檐下、火塘边。

问他有没有得到过到村里、乡里的什么五保补助，民政的困难救助，低保等，均回答两个字：没有。

对他如此不堪的处境，我还是感到了不小的惊讶：我身边这个背了一背箩蔬菜岁的老人，他不仅是个典型的孤寡老人，还是一个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流浪老人啊！

东西背到后，我先给他两元钱，然后告诉他，再到蔬菜摊主那里索取他们该给他的背箩费。仿佛我让他做的是亏心事似的，他嗫嚅到：不，不了，你拿了，就准数了。

他更多的话，与其说是说给我听，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是在呓语更恰切：

“光麻塌”——方言，一无所有——一样都没得，背到哪年算哪年，活得一天算一天；一样人都不得，没得哪个肯理我； 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在哪里算哪里！

采访完毕，他茫然地往市场外面走去。

回来吧，那边更没有你的活路！我只是在心里如此呼唤他，而不是用嘴。因为，我的心里还有一个声音在说：对他来说，什么地方都是路，也什么地方都不是路；什么地方都是他要寻觅的方向，也什么地方，都没有他寻觅的方向。

自采访那天到2月25日，刚好十天，我没有再在桂花市场上见到过郭姓大背箩。我无从得知，他是到其他地方寻觅生机，还是怎么了。

还好，26日上午，我又在市场上看到了郭姓大背箩，他正在给人背东西。这时，我买的都是一些摊主负责送货的东西，为了有一个理由给他点钱，我让他给我送那点货。也许是今天他的生意比较好吧，他的表情看起来比那天好多了。我再次试探着问他的姓名，他干脆地告诉了我：郭传能。

我打电话到朱昌镇民政股问，郭传能是否真的无家可归了，他得到低保等困难补助没有。那边查清楚后告诉我，郭传能的确无儿无女，无家可归，但今年第一季度，他得到了175元的低保金。我说，他说他没有得啊。那边说，可能是他的姐姐代领去了。还补充说，他们找不到他。又说，因为郭传能只有59岁，所以，村里新年发给60岁以上老年人的困难物资，也没有发给他。

也是自采访那天到今天，每次行走在桂花市场，我都要想起郭姓大背箩，想起他的自言自语，想起他那写满了晦暗，写满了悲观，写满了哀愁，写满了绝望的眼光和面部表情。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发问：郭姓大背箩和赵开云等的处境一样危险，只要坐下，只要解下背上的大背箩，或者说，有一天，他们耗光了身上最后的一点能量，再也承受不了大背箩加给他们的重负了，这就意味着加倍的寒冷，加倍的饥饿，甚至是加速的死亡。对于郭姓大背箩和赵开云等来说，最为寒彻透骨的，不是数十年以来最低的气温，而是数十年视他们如蝼蚁的社会，是身边天天视他们如草芥的几十万城里人。

他们虽然还活着，他们的心，无疑早都僵死了。

如果有一天，在某个屋檐下，在某个火炉边，或者在某个路坎下、水沟边看到一具冰冷、僵硬的，枕着或背着一个破烂大背箩的老人尸体，有人会知道他是谁，他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他是如何走到这里的吗？对于他生的艰难，死的悲惨，有人会感到一丝丝的不安和愧疚吗？

* “大黄蜂”的掠夺与刘天全的贫穷

还有一个特别的老年大背箩，虽然我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但是，我对他仍然十分了解。写老年大背箩，不能不写他。

他叫刘天全，毕节市何官屯鱼洞村人。

要写刘天全，就得从两年多前，甚至三十年前写起。

1978年9月，高中毕业的我来到当时的毕节县何官屯公社正在修建中的利民水库当知青。利民水库就建在现在的鱼洞村旁，我被安排到一户当地人家住下。住在这里的两个多月之中，我一直不知道房东家姓甚名谁。印象最深的，就是房东女主人成天都背着个婴孩，忙进忙出。那时，房东女主人只有20多岁，皮肤在农村人中好得出奇，白里透红，鲜嫩水灵，古代文人描绘的“吹弹得破”，一定就是她这样的好皮肤。

当兵回来直到2005年被下到大牢之前，每隔个三年两年，我就要去趟利民水库，一是郊游放松放松，二是看看我知青时住过的老房屋，看看那虽然当年连名姓也不知道，但却终身也无法忘记的房东一家。虽然几乎每一次去打搅他们，我多少都要给他们一点钱，但仍然几乎是每去一回，我的内心都要沉重、难过一回，尤其是接近我入狱前的那几年。先是，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一个子女到外面打了一年工，最后连一分工钱也没有得到。接下来，是看到他们的一个儿子瘫痪在床，无钱医治，一家人唉声叹气，一筹莫展。为生活所逼，应该是上个世纪中晚期，接近知命之年的刘天全只好背上大背箩，到城里卖劳力来了。虽是壮年之人，但刘天全身体有病，干不了太重的活，他只好流连于桂花市场，为人背蔬菜。外面的世界一会儿“现代化”了，一会儿“小康”了，刘天全一家的日子并没有水涨船高，也现代化、也小康起来，恰好相反，他们那当年我住过的青瓦小木屋，越来越破旧，越来越腐朽了。女房东的面部，更是早都晦暗多皱，让人找不到当年一丝丝吹弹得破的痕迹。总之，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即使如此，更大的灾难，还在偷偷向他们一家袭来。

2005年9月9日我被下到大牢十多天前的一天，在一个窄小巷口前的石阶上，我意外看到房东女主人坐在那里。我问她坐在那干什么，她说，他丈夫正在给人背东西，她等他呢。说着闲话，背完东西的刘天全过来了。两口子一跤流眼色，表情立即凄怆起来，说，他们正想找我这个记者为他们，为他们那被人杀害了的小儿子 “做主”呢。原来，他们家的小儿子因为恋爱纠纷，被人沉入水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去找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或要他们拿证据，或推推搪搪，就是迟迟破不了案。别无他法，他们想到了我，想找我给他们死马当作活马医。

头一年春季，我和几个好友去他们家时，那小儿子正用综叶子蒙了头，追赶他们家分家的一窝蜜蜂。玩好吃好，骑上摩托都快驶出那个小小的村庄了，对面小路上飞奔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装了什么的塑料袋，望了我们边追边喊。我想，肯定是没有送成我们洋芋的女房东叫儿子送什么土特产给我呢。停下摩托等那小伙子跑过来一看，我的眼泪，如果不是怕难为情使劲克制着，就要被感动下来了。面部被蜜蜂蛰得红一块、肿一块的那个小伙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给我们送来的，是我们刚才在别人那里买来，然后在他们家加工吃剩下的斤把香椿。那点香椿，即使拿到城里，不过也就管个三几元钱吧。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却再也找不到他了？

听了这一噩耗，我大吃一惊，也悲从心来：一个才二十多岁，活力四射，而又那么淳朴善良的小伙子，就以这样的悲惨、骇人听闻的方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明明知道自己帮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忙，但我怎能拒绝他们呢。我说，我会抽时间到派出所以采访的方式催促一下，促使他们尽快破案。再有，你们给我一份文字资料，我琢磨琢磨，看看还有其他更好的，为你们的儿子伸冤的方法没有。

回到家后，义愤而又无奈的我想啊想：不是说勤劳致富吗？房东他们一家，哪一个不勤劳？但是，他们为什么日子却越过越差，越过越苦？我想起了御用文人杨朔的《荔枝蜜》，想起了数年前我写下的《三读荔枝蜜》，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草稿，加上个主标题《剥下“大黄蜂”的画皮》并将主题深化：明明是“大黄蜂”掠夺辛勤蜜蜂的财富，御用文人们却化腐朽为“神奇”，硬是说那是蜜蜂们心甘情愿的“奉献”。老房东一家，千千万万个老房东家之所以如此贫穷，如此艰辛，就是被肉食者及其雇佣的无耻文人用卑劣的手段配合美丽的谎言等等明偷暗抢去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文章写好后，我往将之连同另一篇纪念911的文章《911发生的第二天》发往海外网站。不知是是网特捣鬼，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文章没有发出来。可能正是因为我又要发表反动文章，9月9日，我落入了特务之手。

在狱中，我多次想起了老房东一家，想起了他们托我的事情。我知道，开始，他们会盼望我，到后来，则会对我的爽言感到失望。

去年12月份到桂花市场当采买后，我曾经对几个大背箩打听刘天全的情况。我对看到过他的人说，让他到某处来找我。过完年后，我继续打听他的情况。有背箩告诉我，过段时间，他还会来桂花市场背背箩的。这里的背箩们大都知道刘天全的情况，他们说，刘一直都在桂花市场背背箩，也知道他的儿子被人残害的事。总之，没有什么让我能够感到欣慰的消息。

我的采访和写作是从2月15日开始的，但直到25日了，我还未找到刘天全。其实，每次打听他的消息我的内心都充满了矛盾。我想见刘天全，想知道他，知道他们一家的情况；我怕见刘天全，怕知道他，怕知道他们一家的情况……

26日上午，我还是在桂花市场见到了刘天全。

唯一让我感到稍稍安慰的好消息是，他用自己背了整整13年的积蓄并借贷了一些钱，把我当年知青时住过的破旧不堪的小木屋翻新成了几小间砖混房。

更多的消息，则是令人揪心的。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位当过六年铁道兵的汉子，他早在幼儿时代，父母就丢下他这个独儿子，去了另一个世界。也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是他妻子的第二任丈夫——他妻子的第一任丈夫在我知青住到他们家头一年的1977年，因为在山上劳作时遭遇雷电袭击而丢下年轻的妻子，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永远地故去了。当兵回到地方后，无依无靠也无钱的他在他人的撮合下，来到他的妻子家，当了倒插门女婿。妻子与前夫的两个孩子，都是他抚养大的。而他与妻子生养的唯一的孩子刘勇，就是那个被人沉入水库的不幸者。刘勇死时，年仅24周岁。这一恶性凶杀案件，至今仍然没有破案。妻子与前夫的大儿子虽然能够起床了，但却永远离不开枴杖，落下了成了终身残疾，今生今世，都得靠他人养活了。

淳朴而又善良的刘天全早在过年前，就知道我在打听他的消息了。不知是刚刚知道坐完牢并丢掉工作的我如今已帮不了他什么忙，还是对公检法，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但没有像当年那样再提让我帮他的儿子伸冤的事，反而说，年前他和妻子知道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后，都很高兴。“我们家今年杀了一口猪，自家喂的猪，吃粮食的，肉味纯正鲜嫩，比市场上的这些肉好吃多了。我们专门为你留了一个猪腿，你抽个时间，一定到我们家去一趟吧。”刘天全连比带划，必欲我到他们家一享美味的真切心情，溢于言表。

* 但愿，这是2008年的最后一场雪

文章写得差不多了，但我胸部那块沉沉的铅块，让我难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

背的酒肉、菜肴成山了，没有一顿宴席他们能够享用得起；踏平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没有哪一条道路，能够将他们引向幸福彼岸；看够了城市的辉煌灯火，没有哪一盏灯泡，能够驱走他们心中的黑暗。

把老年大背箩们当作在一条街上谋生的“同事”来尊敬，擦肩而过时，与他们笑笑，打个招呼：老冯，生意还好吧！身边有馒头店时，买上几个馒头或包子：来，老赵，陪我吃两个馒头。请他们背东西时，别人给一元，我给两元。他们太贫穷，贫穷的人太多，如今收入没了保障的我只能如此安慰我的良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杜甫一千多年前的浩叹，何以仍然没有穿透笼罩着这一片大好河山的黑雾？杜甫一千多年前的问号，何以仍然没有问醒我那另外一部分“同胞”比这个冬天还冰冷亿万倍的心胸？

停下笔，我久久地沉默着。我这人，对于我身边的“怪事”，就爱陷入深深的思考当中。

为什么，同样生而为人，仅仅因为他们是农民，他们就只能“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的比猪差，干得比牛累”？为什么，同样生而为人，仅仅因为他们是“公仆”，他们就理当“早上坐着车子转，下午围着盘子转，晚上搂着婊子转”？

这样的机会公平吗？这样的社会公正吗？这样的制度合理吗、合法吗？

不是说“新旧社会两重天”吗？看来说得不错，真是新旧社会都有两重天。

其实，挣扎在桂花市场慑慑寒风中的老年人，不仅仅只是那几十个大背箩。采访中，我还在桂花市场拍下了几乎是天天兑了几把小菜，裹了头巾，战抖着等人问价销售的老年妇女，残疾男老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月25日这天早上拍下的年高80、须发皆白，家也住大兰的邱计高老人。邱计高老人的下颌上飘逸着两寸来长的白色美髯，谁一和他搭话，他立刻笑容可掬，他真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经常挑了自己耕作的蔬菜到这里来卖。

面对邱计高这样的老人，仅仅是肃然起敬，显然还远远不够。

据说，毕节城区各农贸市场的大背箩们有一个不成文的，大家自觉遵守的“行规”，即桂花市场的背箩，你一般情况下就不要跑到其他市场上去抢人家的饭碗，其他市场的背箩，你一般情况下也不要跑到桂花市场来夺生意，否则，你就是一个不仁不义，不受欢迎的“侵略者”。

“行业竞争”之激烈，生存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与生存，与家中亲人渴盼的目光相比较，路人的侧目，老板的苛刻，城管的呵斥，都无足轻重了。

是的，毕节城区，又何止桂花市场这几十个老年大背箩，其他市场呢？其他县呢？其他省呢？

古人云：野有遗贤，君王当愧；路有饿殍，君王当悲。

燕朋贵，赵开云，郭老人，胡思营，陈志奇，冯光贤，王才富，刘天全、邱计高……等等，等等。我想，我如果是自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政府“公仆”，走在桂花市场，我会为我的治下有命运如此悲惨的老人而自责不已；我如果是想当“救星”，想当“领袖”，想代表这先进那先进的执政党成员之一，面对媒体，面对民众，我会为我们的“政绩”里面包括这些无钱六十、七十，乃至八十还要“逞英雄”的苦难人群而感到羞愧难当。

我不是政府公仆，我也不是执政党成员之一，但是，我还是多多少少感到了自责和羞愧。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公民；因为，刘天全等等老年大背箩，他们是我的同乡，是我同文同种的同胞。

还因为，我是一个城市人。

是刘天全他们先天的智慧不如我，还是因为他们后天的勤奋不如我？显然都不是。仅仅因为生养我的国土有城市和乡村户口，又仅仅因为我四十八年前中大奖般地投生成了个城市人，所以，我干的活，也就理所当然地比刘天全他们轻松；住的房屋，也就理所当然地比刘天全他们宽敞；穿的衣服，也就理所当然地比刘天全他们光鲜；吃的食物，也就理所当然地比刘天全他们精美。

我赖以生产、生活，包括享受的资源和财富，有好多，是靠制度，靠“政策”，靠强权从刘天全他们那里掠夺来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只要不合理，只要不合法的政策、制度还存在一天，我，以及每一个城市人，也都是一只只靠掠夺他人劳动果实过活的“大黄蜂”。

只不过，我不将我的掠夺说成“奉献”之类。并且，我对我比刘天全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不仅不能心安理得，还会在茶余饭后进行反思。

采访的最后一天——2008年2月28日，天空意外地又飘起了朵朵雪花。这种轻盈如絮的雪花，我们这里叫“泡（pao）雪”，谁都知道，是雪凌气候将转变成晴天的征候。

天不知寒人要暖，但愿，这是2008年的最后一场雪。

2008年2月15—28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