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2日讯】胡温政权一面口口声声高唱“构建和谐社会”,一面又以“颠覆国家罪”为名,将反专制争民主的作家记者如师涛、力虹和维权人士高智晟、郑恩宠、胡佳、郭飞熊等投入监狱。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大陆是全世界作家系狱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已有六十余名作家被以“颠覆国家罪”为名投入监狱。
中共政权从毛泽东开始到邓江直至今天的胡温,一贯强调“反对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可是自己却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颠覆国家罪”(Subversion Law)。殊不知,如此照搬却闹了两个世界笑话:一,西方国家这一法例,只适用于合法政权,而不适用于不合法政权,中共政府在“照搬”之前,连这一前提都还没有弄清楚;二,就算让你照搬,你也搬歪了,照搬的不是人家的原法。
西方民主国家在普通法中订立此一法例,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政权是经过人民定期普选授权的,每一个公民都拥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如果你在选举中投出了自己神圣的一票,亦即使用了这一权利以后,又企图使用武力推翻大多数人选举出来的政府,当然不合理,这是对多数人意愿的不尊重;如果你对现行政府不满意,下一次普选你仍然有机会表达你的意愿。因此需要制定一个法律,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而中共政府却是靠武力上台的,至今五十八年,完全没有经过真正“公平和普及的”全民选举,亦即没有人民授权,因此完全缺乏法理上的合法性。一方面霸王硬上弓坐上了金銮殿,不容许人民反对他;另一方面,又从不进行定期普选,不许人民有任何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却照搬西方民主国家的“颠覆罪”,实际上就是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就是我的私产,我就有权“永坐江山”。就如军头王震六四期间所说:“共产党的政权是牺牲了两千万人得来的,谁想要就得拿两千万条性命来换。”
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共产党视江山社稷为私产的霸主心态,和现代文明及世界民主潮流格格不入。中外历史无不证明了如果人民大众没有“选举”的权利,唯有“造反”一途,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实现自己的诉求。西方民主国家选择了“选举”,历届政府都由选举产生,因此人民根本不需要“造反”,社会长久安定;中国选择了“造反”,大陆五千年来所有的政权更迭都产生于造反,因此社会动荡不安。中共政权自己造反成功以后,却同时禁止选举和造反,人民建言无路,泄怨无门,社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必然导致总爆发。
中共根本不明白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政府垮台了国家依然存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颠覆国家罪”是指武力推翻民选政府的行为,这里所说的“国家”其实指的是政府,可是中共却将其提升为“背叛国家”,以此将所有争取民主自由,维护公民权利的人入罪,同时还煽动愤青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爱国心”,转移民众对民主的诉求。
此外,西方局民主国家的“颠覆国家罪”针对的是行动;中共却用来对付言论自由,针对的是思想言论,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批评政府的权利,批评政府的言论无日无之;在中国大陆,凡是批评政府的言论,通通都被视为“颠覆国家罪”。
中共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称:“以造谣诽谤或者其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根据人大法制委员会的解释,这里所说的“造谣”是指“捏造虚假事实,迷惑群众”;所谓“诽谤”是指“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而损害国家政权的形象。”至于什么是“其他方式”则解释欠奉,以备随心所欲以此罪名治罪。
一个国家的神圣庄严的法律条文居然如此模糊,足以证明这个国家的所谓“法治”是多么的虚假。如此说来,凡是批评社会现象、揭露官员腐败,申诉个人冤情,甚至仅仅是提出建议,通通都可以被扣上“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而损害国家政权的形象。”的大帽子,以“颠覆罪”拉去坐牢杀头,在这个借口下,不知有多少热爱民主自由的志士仁人被中共监禁虐待。这和中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南辕北辙,该条约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收及传递讯息和思想的自由。”
二00三年北京强迫港府就基本法二十三条“叛乱罪”和“颠覆罪”立法,鉴于香港一百多年来一直受英国完善的法制统治,市民大众对该条法例立法非常反感,连负责推销的叶刘淑仪也不得不说,这些罪行的定义必须非常严谨,避免引起抵触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疑虑,特别是有关言论自由方面。 她说:“简单而言,要构成分裂国家或颠覆罪行,必须具备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威胁作出严重非法性质的行动的条件。”即使是这样,还是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当年七月一日五十万人上街游行,迫使港府搁置立法,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从历史上说,真正犯了颠覆国家罪的正是中共自己,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武力推翻经过民主选举的国民政府。共产党说他们是效彷孙中山国民党北伐,武装讨伐不合法政府,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民初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虽然带有被迫承认他实力的因素,但毕竟经过选举,因而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合法政府,获得外国承认。但是后来袁世凯称帝,激起民愤,大部分国会议员齐集广州,改选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那时北洋政府就变成非法政府,而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乃至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合法化了。共产党政权无论从江西到延安到北京,从来没有经过真正的民选,甚至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仍然武装割据,不服从统一指挥,积聚力量准备颠覆政府。抗战胜利后,又拒绝军队国家化,拒绝参加全国普选,不惜燃起内战的烽火,武装夺取政权,这才是货真价实的“颠覆国家罪”。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自己正在犯“颠覆国家罪”?而一旦大权在手,就挥舞“颠覆罪”大棒对付反对你老百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公理何在?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懂得长治久安之道是“吾不负人,人何以叛?”的道理,只要你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为什么要背叛你起来造反?中共滥用“颠覆罪”只能说明他没有一点自信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被人民颠覆;也说明了连自己都已感觉到民心所向,正像毛泽东临死前所说的“人民不在我们这一边”。历史早已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权是永固的,唯有民主宪政可以让一个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让政权的交替和平进行。中国数千年来专制统治的政权更迭每每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就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民主宪政。中共反而拿这个可怕情景恐吓老百姓说,如果中共垮台了,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他们了,因为同样是中国人的台湾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典范,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也给我们树立了范例,他们的政权和平更替,不但没有“人头落地”,甚至没有人坐牢。中共如果真心实意想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放弃“颠覆罪”、放弃一切专制制度、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实现全民族和谐社会的理想;若是坚持用“颠覆罪”镇压人民,势必适得其反。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早已教导过你们:“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大。”你们既然不想学习西方民主,那就请你们好好地学习他的“最高指示”吧!
(14/1/2008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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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于“民主中国”08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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