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论中国苦难文学（上）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日讯】篇首语：理解一个时代首先要理解她的文学
一、“中国苦难文学”概念的提出——一个文学时代的主题
理解一个时代，首先要理解她的文学。
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存在。理性比情感更接近智慧；但情感比理性更接近人性的真实，更接近对美的迷恋——迷恋美是人的心灵的特权。
文学是情感之学。所以，理解文学就意味着在情感的范畴内理解人。那是一个深邃的范畴，她处于人性最敏感之处。
半个世纪之前，中国文学的命运就开始表述一个沉重的心灵悲剧。今天，已经到了历史必须关注这个心灵悲剧的时刻。悲剧还没有结束；悲剧仍在绝望地祈盼有自由的心灵为她献祭。我相信，无论结局如何，当悲剧终于落幕的时候，整个人类都会静静地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开始一次关注并理解中国文学命运的思想进程。
文学的本质是自由心灵间涌现的诗意之美；属于自由心灵的神韵丰饶的诗意之美，才构成文学的灵魂。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的本质被精神专制的铁手扭曲，中国文学的灵魂被精神专制的铁手摧残。自由的心灵如漫天黄叶飘落之后，自由文学的原野萧瑟万里，一片死寂。
自由凋残了，奴性却开始喧嚣的狂欢。一颗颗铁镣缠绕的心在精神专制构筑的心灵地狱中，书写无尽的奴性。自由死去之后，文学就变丑了——文学不再是心灵诗意之美的表述，而沦落为取悦精神暴政的舞女，献媚专制权力的佞臣，蒙蔽人心的撒谎者。
专制暴政的御用文学凭借政治权力可以垄断天空和大地，但却不能绝对控制人的心灵。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精神专制之下，自由心灵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抗争极其惨烈，有时甚至悲怆。迄今为止，这种文学的抗争被概括为“抽屉文学”、“地下文学”、“流亡文学”等一系列概念。但是，由于上述概念基本是从视角各异的“形式”的意义上来概括属于自由心灵的文学，因此都难以呈现出自由文学的神韵。
至于如大漠中的秋季一样短暂的“伤痕文学”，只是奴性人格对暴政充满温情的哀怨的责怪。那与自由的心灵无关，也与自由文学无关。
虽然亚里士多德确信形式优于内容，不过，在精神范畴，内涵往往能够比形式更深刻地表述心灵的呼唤。所以，我愿超越形式，来定义自由文学——与铁窗、流放、苦役、血泪、孤独、死寂为伴的属于自由心灵的文学，应当称为“中国苦难文学”。
当代中国的苦难，是溅在人类苦难史上的一片最殷红的血迹，是人类心灵史上一道或许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以铁铸的目光逼视这片血迹，这道伤痕，是人类对于心灵必须承担的责任。当代中国的苦难可以令太阳都掩面痛哭，泪如狂涛。这属于心灵的苦难燃烧在历史之巅——她正烧灼着人类的良知。如果心灵的苦难被忽视，人类就轻蔑了自己。因为，人本质上是心灵的表述，而痛苦构成心灵最深沉的意境。
时间常被当作衡量苦难程度的标志，但是人类万年历史间沉积的苦难，与当代中国半个世纪的苦难相比，都会立刻黯然失色。中国苦难超越时间，成为人类苦难之冠。
非正常死亡数量也常被当作衡量苦难程度的另一个标志。尽管当代中国苦难的悲剧间，血海横流，白骨撑天，但是，当代中国苦难之魂都并不在于生命的空前损失，而在于人性和心灵的悲剧。自由遭受摧残、屠戮、践踏过程中人性的扭曲、断裂，心灵的痛苦与悲怆——这才是当代中国苦难之魂。
脱离苦难，追求幸福构成人类永久的愿望。然而，当幸福不是从苦难中涌现，当幸福完全忘却苦难之后，人的心灵就将虚化为一缕轻佻的风，随红叶或飞花，飘落在柔软而慵懒的享受之上。在这种状态下，心灵由于虚化和迷失于享受，将丧失蓬勃的生机和迷恋诗意之美的能力。所以，完全脱离苦难的幸福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文学的终结。遗忘苦难的幸福之中无文学。
当然，人类永远不会诀别文学，因为，苦难完全消逝的幸福不在人间，只在人生之外的天国。
苦难之中，心灵会坚硬逾铁石，敏感胜刀锋，绝望似千年暗夜，炽烈如漫天野火，冰冷象冻裂的冰峰——处于极端状态的心灵是诗意永不枯竭的源泉，是文学灵感的根据。因此，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苦难为文学之母，文学则是心灵苦难的诗化形态。
人类渴望纯粹的幸福，却不知唯有从心灵的苦难历程中涌现的幸福，才灿烂如烈焰焚身的痛苦。而那与灿烂痛苦同在的幸福，才是诗意之美迷恋的情人；那苦难孕育出的幸福，才有资格得到文学的垂爱。
文学必须与心灵的苦难生死相依。这个结论恰又构成人类追求幸福之愿望的悖论。难道纯粹的幸福实现之日，就是文学之美湮灭之时？或者，难道文学之美必须要求苦难作为祭品？我有智慧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不愿去回答。因为，答案对人类可能太残酷。
佛学哲理告诉人类，人生就意味着痛苦。既然如此，我也愿说，人生就是文学。文学构成生命通过心灵的苦难进入意义的精神方式。为使生命意义化，我有责任审视苦难，以属于文学的诗意之美来审视。
如果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能够给予世界或者历史的精神价值唯有心灵的苦难，那是深刻的民族或者时代的悲哀。不过悲哀中也同时蕴涵着文学的希望，而且苦难越深重，希望越辉煌。当然，那是沐浴着血泪的希望。当代中国正处于悲剧与希望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地狱对自由的半个世纪以上的摧残，使中国的民族人格奴性化、物欲化、私欲化、谎言化；泯灭了精神能力的当代中国只有向苍天裸露出心灵的苦难，才可能成为价值。
然而，悲剧依旧随着心灵的苦难延伸，希望却在艰难中跋涉。暴政试图将属于中国的苦难钉入铁棺，沉入北海，让苦难消失于阳光永远不能照临的深渊。中国人奴性化、物欲化和谎言化的灵魂，就是黑暗、冰冷的深渊。
怯懦而卑微的心会顺从精神暴政的意志，遗忘苦难，高贵而勇敢的灵魂才敢把苦难刻在记忆的铁崖之上。记忆背叛了过去的苦难，生命对现实心灵苦难的感觉就会迟钝。丧失对苦难的敏感，中国作为文化现象就必将最终魂飞魄散，黯然湮灭。
在精神的意义上，中国除了苦难已经一无所有；如果因遗忘而丧失了苦难，中国就丧失了一切。但是，记录和讲述苦难，并不足以使中国重返文化精神。因为，苦难不可能仅仅靠记录和讲述完成向精神价值的转化。
中国的苦难期待纯洁、高贵的爱恋，爱恋要来自诗意丰饶、哲思深邃、勇敢而自由的心灵。无尽的苦难会由于心灵之爱，升华为生命的哲理和自由的史诗。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便将由此创生。
心灵的苦难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主题，中国就开始了审视自己文化悲剧命运的精神进程。这个注定将震撼人类心灵的进程中，有炽烈的爱，有燃烧的恨，有烈焰焚心的痛苦——在人性的极端状态中，会涌现出高贵的意义和绝世的诗意之美。
少年时，我就迷恋于高贵与美的梦幻；今天，我终于有资格傲立在我的文学著作之巅，向人们讲述“中国苦难文学”的概念。“中国苦难文学”其实就是一个高贵而美丽的生命之梦。
二、中国当代苦难的归宿——心灵灭绝过程中的痛苦
中共暴政是中国文化命运的死劫。
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以中共暴政的名义，借尸还魂，形成当代中国实施绝对心灵控制的思想地狱。还魂的鬼更恐怖；重现的思想地狱中；心灵的苦难更深重。
人类因获得道德原则的天启而相应产生罪恶的概念。罪恶就意味着对道德原则的背叛。然而，在伪道德的铁幕之后实施罪恶，已经成为人类万年历史间不断重现的恶梦。人类应当为自己的伪善而在兽类的真实之前忏悔。
正由于人类的伪善，我们在审视任何一项命运时，最终的关注点应当是历史的实践，而不应当是其文字的宣示。文字的宣示中总会充满道德的炫耀，而罪恶却在实践中主宰历史的进程。
尽管如此， 我仍然愿意确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宣示与实践一致的真实的历史命运；我也渴望看到圣徒献祭式的纯粹道德性的悲歌行进。但是，我不会以这种确信和渴望来审视马克思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起点的近现代共产主义运动，是迸溅在人类眼睛上的一片血迹，那是人类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回避的一片血迹。如果试图理解真实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就必须穿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德之雾，直接关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让思想之剑穿透伪善，直指浴血的罪恶。
中共暴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之作。当我审视中共暴政时，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废墟却随着庄严的哀乐浮现在意识中。我震惊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实践，这两个同样充满神圣道德喧嚣的黑暗命运，竟然显现出同样的文化基因——西方文化中的极端心灵统治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是否定宗教精神的物性崇拜论，然而，马克思主义追求世俗权力的实践中却充斥着神圣的宗教性狂热；中世纪基督教本属于否定拜物论的精神范畴，但是，当时的教皇和教会却表现出对世俗权力的极度贪婪。中世纪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完全相悖，形同冰碳，它们对世俗权力的贪欲则都炽烈如火，毫无二致。哲学理论成为豪华的道德装饰，对世俗权力的贪婪才是真实的追求。无论中世纪神权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它们的目标都在于给人类的心灵戴上权力的铁链。
欧洲，这是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故乡，它们也有同一个魔鬼之母——西方文化的极端心灵专制传统。为了证明上述判断，有必要越过千年时间的废墟，对这两个魔鬼之子的共同特征，作对照性审视。
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都为人类设立终极性的理想之国。神权政治的理想之国在天上，叫作天堂；马克思主义则使理想之国沉降于大地，叫作共产主义社会。无论天上还是地下，都表现出共同的逻辑——用理想激起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神圣的信仰由此建立在用来交换幸福的实用主义基础之上。对于人类中的绝大多数，终极理想与欲望的实用主义结合，正是点燃狂热的信仰之火的火种。尽管终极理想总是尘世之上或者之外的梦，但生存于尘世中的人往往迷惑于超越尘世的梦幻。
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都以永恒真理的名义，要求人类的绝对服从。人是有限时间中的存在，所以无法达到永恒，然而，人又有能力用精神意境遥望永恒。永恒属于终极性的可望不可即的存在。对于人类，最大的诱惑来自“可望不可即”者；人类总把苦恋和敬畏献给永恒。因此，当企图作人类精神立法者的智慧之士以永恒真理的名义要求绝对服从时，芸芸众生往往会显示出谦卑的奴性。奴性本能来自对永恒的苦恋和敬畏。
终极理想激发渴望幸福的欲念，永恒真理建立道德权威。在人类整体上还没有升华为“自由人”的意境之前，智者用欲念的魅力和道德权威之鞭，来驯化人类心中的兽性，使芸芸众生成为善的存在——这无疑是在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但是，如果利用终极理想和永恒真理所获得的普遍服从，攫取统治人类精神的世俗权力，智者及其生命的社会化过程，就异变成毁灭人性自由的恶魔的诅咒。由终极理想和永恒真理获得绝对地位的铁血权力，要把人的心灵作为万年囚徒。很遗憾，无论中世纪神权政治，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有一颗贪婪世俗权力的心。
对于芸芸众生，或许只有痴迷于遥远的终极理想，才能为本质上痛苦的生命找到存在的信心。如果通向终极理想之路是用悲悯众生的善意筑成，那么，即使终极理想意味着虚幻的骗局，也有益于抑制人类生命深处凶残的兽性。然而，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却都选择了仇恨。
中世纪神权政治仇恨的锋芒直指异教徒，马克思主义则用“阶级对立”的观念托起社会仇恨的图腾。仇恨崇拜后面隐藏着一双狡诈的眼睛，那双眼睛洞悉人性的根本弱点：人类常会疯狂、炽烈地拥抱仇恨，而不是爱，特别当仇恨披上道德的盛装之后；仇恨一旦因神圣道德的加冕成为精神价值之王，人类便可以在道德的名义之下，肆意发泄兽性——这正是人心底里最黑暗的冲动。
仇恨与爱一样，属于天然正义的情感权利。对反人性的罪恶的仇恨，正是爱的另一种锋利的表述。对仇恨持彻底否定观念的泛爱，只不过意味着咀嚼过的口香糖似的伪善。彻底否定了仇恨的正义性，也就同时否定了爱的必要。但是，唯有爱成为精神价值的立法者，人类的命运才可能表现为善的进程；仇恨被奉为精神之王，并主导历史，它就超越了正义的界限。因为，爱是主动的，仇恨的正义性在于被动性；主动者才有权主导命运，被动者的正义取决于它的被主导的地位。中世纪神权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的罪恶，都在于让仇恨凌驾于爱之上，成为精神之王。
在获得自我确定的“自由人”的荣耀之前，芸芸众生那软弱的心不仅需要终极理想，而且需要永恒真理。栖息在智者赐予的永恒真理间，他们缺乏思想能力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并免于探索生命意义的精神苦役。
需要的就是合理的；永恒真理的合理性来自于庸众的心理依赖。不过，永恒真理如果同世俗权力结成神圣同盟，就立刻由心灵的慰籍者异化为精神的暴君。这个暴君必然要以唯一的绝对价值名义，要求对全人类的心灵专制。中世纪神权政治发动的宗教战争，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野心，都在论证同一个精神暴君的理想；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审判和劳改营，都在讲述同一个精神暴君的凶残，以及对精神价值多样性的仇恨。
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表述，最终都归结为对人类的主体自由的否定。否定的方式则在于，以绝对真理的名义，确立属于西方文化的宿命论，即先在宿命预先确定并主宰人的命运；人的命运不过是宿命之河中瞬息即逝的洄流，并被永远剥夺了成为万里波涛的权利。
上帝的意志是神权政治的宿命之源。马克思却把物性必然奉为宿命的根据——这是最为阴森可怖的宿命。在物性至上的宿命论中，人类不仅是物性的奴隶，不仅丧失了通过创造自然史之上的文化史理解并展现主体自由的权利，而且表述人类本质的文化史的价值也被根本否定——肯定物性至上，否定文化价值，同否定人的价值没有区别。
以上的讨论揭示出中世纪神权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极端精神专制的共性，以及文化传统的血缘关系。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价值目的之所在。我更希望人们理解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灭绝自由心灵的哲学原因。这种哲学原因构成两个时代人类苦难的根源。
超越漫长的时间对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某种文化命运的逻辑联系。然而，中世纪的苦难与马克思主义造就的当代中国的苦难之间，似乎缺乏进行比较的时间基点——仅仅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如何能同千年苦难相比。
时间是衡量生命的尺度。但是时间的漫长或者短暂只对肉体的痛苦有价值。对于心灵的痛苦，达到极致之时，瞬间便可超越永恒。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没有资格衡量心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属于当代中国的心灵悲怆胜于中世纪神权政治下的千年苦难。
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宿命论和永恒真理是先验的绝对精神。由于绝对精神属于文化的范畴，所以当神权政治以绝对精神的名义摧毁心灵时，历史失去的只是思想的自由和文化多元性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全失去文化本身。因为绝对精神也意味着一种文化存在。
只要文化精神还没有完全死去，生命就有希望，心灵就有希望。中世纪神权政治下人类苦难的极致，表现为火刑柱上燃烧的自由思想者。烈焰焚身，毫无疑问是炽烈的痛苦，但只要痛苦还在燃烧，心灵就没有灭绝。神权政治将自由的心灵和停滞的历史一起熔铸在中世纪铁一般坚硬的千年黑暗中，而一息尚存的文化精神从未停止过对心灵和历史讲述精神自由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和永恒真理是先在的物性规律。当物性崇拜成为绝对精神时，精神却已经死了。因为物性是文化之外的范畴，是对精神的否定。
物性崇拜论只要同国家恐怖主义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思想专制，被否定的便不只是思想自由的权利，而且包括文化精神——物性取得至上的权威，文化精神便丧失生存空间；人的物欲化，是以人的名义对人的精神本质的否定；文化精神的灭绝与心灵的灭绝是同一回事。
当代中国的大地上，过去曾有饿殍万里，曾有血海尸山；现在也有酷刑与撕裂的肉体，也有湮灭在铁牢深处的冤魂，也有响彻漫漫长夜的悲号。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概括当代中国的苦难。尘世之苦即便惊天地，动鬼神，也苦不过心灵的灭绝；文化精神与心灵一起灭绝过程中的悲苦，才是万苦之王——人间万苦，苦不过心灵灭绝的大悲怆。
当我硬起心肠宣称中国文学的希望在于苦难时，我铁铸的眼睛里渗出的不是泪，而是属于猛兽的血。心灵灭绝的悲苦，正渴望猛兽之血的理解。
三、中国苦难文学的价值——对自由和美的再理解
心灵苦难是文学的希望，而且苦难越锐利，希望越灿烂。不过，希望与现实之间的道路常常艰难而漫长。一个象征心灵复兴的伟大文学时代的涌现，则必定要起步于对自由和美的再理解。
理解自由与美，是心灵的神圣事业——比理解上帝还要神圣。理解上帝是为得到心灵的终极慰籍；理解自由与美则意味着创造生命意义的事业。丧失创造意义的能力，人类的命运只能是一个卑微的失败。既然如此，就让我再一次开始理解自由与美的心灵过程。
人是有限时－空中的现象。然而，人的精神又可以将永恒与无限作为探索的客体，从而在此意义上具备超越永恒与无限的能力。人类被囚禁在有限时－空的黑牢中，只能终生透过铁栅，仰视永恒与无限的苍穹。这囚徒的终生仰视构成人类精神最终的价值基石。
有限者不配成为主体，也没有资格自我确认。人类只有通过生命哲理的方式，摧毁有限时－空的黑牢，并超越永恒与无限——以对属于生命的美丽瞬间的绝对肯定来超越，才能获得自我确认的权力，才能挣脱有限者的卑微命运，成为自由人。
自由，就是用精神方式超越永恒与无限。超越的过程，便意味着创造生命意义的过程。由于永恒与无限的天性决定它们是没有最终边际的概念，所以，对自由的理解也不会达到终极真理；自由是一种不可穷尽的丰饶。
任何伟大的精神时代都起步于对自由的重新理解；只有通过理解自由，才能确定时代的精神主题。当一种对自由的理解历史性地说完他的全部的话，人类的命运就已经开始召唤对自由的再理解。现在，历史又一次听到属于自由人的哲学时代的召唤。
当代人类面临在双重意义上再理解自由的神圣任务。这种情况在以前的历史中尚未出现过。
今天，人类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执行文艺复兴的精神遗嘱。这份遗嘱实际上只有一个字，即“人”。文艺复兴通过对人的本体性肯定，否定中世纪神权对心灵的绝对统治，并以人权的名义表述自由， 拉开人权至上的时代帷幕。
文艺复兴召唤的精神力量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黑暗是因为心灵之光在神权至上的思想专制下熄灭；这种精神力量开创的，则是一个生命的神圣感凋残的时代。
文艺复兴对人的全面肯定，确实推动停顿千年的历史之轮重新开始转动。但是，肯定中却蕴涵着重大精神危机。因为，“人”的概念本身不配得到全面肯定。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
除了廖若晨星的圣者，即人类精神的立法者之外，人类整体上属于矛盾的存在。道德与兽性、心灵与本能、精神与物欲、高贵的激情与卑鄙的冲动、悲悯天下之情与私利至上的贪欲——所有这些对立的范畴都共存于“人”的概念之中。人的生命是善与恶，道德原则与兽性本能进行百年决战的战场。在生命归于虚无之前，这个战场上没有最后的凯旋者。无论对于人类的个体，或者整体，情况都是如此。
对人的全面肯定不仅确认了人性之善和道德原则，也确认了人性之恶和兽性本能。于是，自由复兴了，高贵的道德原则却死去了。以自由的名义炫耀私欲至上成为时尚，人便退化为只能听懂私利召唤的小动物。这些精明而又卑微的小动物没有侠义精神，不承认高贵的人格，丧失相信理想主义的能力；它们心中充满对世俗名利的野心，沸腾着贪婪的私欲。
对人的全面肯定还意味着对人的理性的重新定位：理性取代神性成为精神的主体。数百年来，理性在自然科学范畴内的高歌行进，支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但也使理性逐步丧失精神主体应当具备的哲学素质，沦为对自然科学，即对物性规律的纯粹注释。在自然科学理性的诱惑之下，近现代哲学的时代价值放弃了创造生命意义的天职；哲学，这种关于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智慧，竟扮演起世俗实用主义的角色。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崇拜物性规律的理性，正把人类引向物性崇拜。精神崇拜物质，生命的神圣感和诗意之美就必定凋残。
一个丧失人格高贵感的时代，一个不再追求生命意义的时代，一个生命的神圣感和诗意之美凋残的时代，必定会对自由提出疑问。对自由的疑问就是对人的疑问。时代已经冷峻地逼向人类：“人还值得存在吗？”
“人还值得存在吗？”——回答这个时代之问，不仅需要对自由的再理解，而且需要对美的再理解。理解自由的过程可能涌现关于生命神圣和人格高贵的真理；理解美则会使真理获得流光溢彩的精神诱惑力。心灵常常不是被说服，而是被感动，被魅惑——历史也是如此。“真理如果丑陋，人类宁肯去爱恋美丽的缪误。”
理解自由使人超越有限的理性，获得精神主体的资格，成为万物之上的意义的存在；理解美则使人直接以非理性的名义获得精神主体的资格，成为万物之上的诗意的存在。对于只配在物欲中腐烂的生命，诗意受到蔑视；对于追求美的生命，没有诗意就意味着没有生命的价值。
当代，美和自由遇到了同样的艰难。对物性和实用主义理性的崇拜使自由艰难，也使美艰难，甚至更艰难。因为，美不仅属于物性之上的心灵意境，而且属于非理性的范畴。物性崇拜中，心灵被放逐，审美激情异化为本能的狂欢；实用主义理性崇拜中，美的非理性之魂被窒息。
审美激情被囚禁在物欲的铁牢之内，美的神韵便枯萎了；非理性的诗意死于理性的枷锁，美的灵感便湮灭了。一种丧失了美的时代精神，只能孕育出卑俗而丑陋的人格。人格的时代性丑化，使美发出同样悲愤的逼问：“人还值得存在吗？”
在文艺复兴的精神意境创造的民主制度下，对自由和美进行再理解的必要性已经开始轻轻叩响新的精神时代的大门。然而，东方文化最辉煌的发源地——中国，却仍然处在复活的中世纪欧洲神权专制铁幕之下。这是一个时－空错乱的时代。
中世纪神权政治用铁血权力举起的真理是一种专横的精神形态；马克思主义用国家恐怖主义卫护的真理却是源自古希腊智慧的物性宿命论。一种精神形态对心灵的绝对专制可以造成思想的千年停滞；物性宿命论对心灵的绝对专制则使中国文化精神灭绝，使心灵异化为物性的表述。
人格的全面堕落，是文化精神灭绝和心灵物化的必然结果。以中共暴政的名义构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地狱中，中国民族人格已经完成了奴性化、物欲化、兽性化、伪善化、卑鄙化、自私化、谎言化的堕落过程。如果说民主制度之下，时代提出的问题是“人还值得存在吗？”，当代中国民族人格腐烂的丑态，则对上述时代之问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人已经丑得不配存在。”
超越物性崇拜，回归生命神圣感；超越物性宿命，回归心灵——这是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得到拯救的必由之路。路的精神起点则在于对自由和美的再理解。
当中国越过中世纪的黑暗，把企盼自由和美的目光投向世界时，她能够找到的只有失望。她将发现，属于文艺复兴的自由精神和美的精神，早已由于充分展现出其全部内涵而衰朽。希望则不会以衰朽者为栖息之地。历史就这样冷峻地告诉中国，要拯救自己，首先必须拯救自由，拯救美 ——通过对自由与美的再理解来拯救。
“中国苦难文学”是在人类心灵悲苦的极致之处，在那如血浴的刀锋般敏感的地方，开始对自由和美的再理解。浩荡的命运之风已经涌出黑暗的思想地狱，“中国苦难文学”将把这样的箴言刻上时代之巅：拯救自由，拯救美——以高贵的自由人的名义。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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