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杂志编者按：文革过去了四十年，但如本文所揭露的惊人暴行还在掩盖之中：一位闻名全国的女演员被逼自杀后，竟然还遭到当众开膛剖腹！中共当局对如此野蛮残酷的罪行，不作交待，不追缉凶犯军代表刘万泉，他们执政的合理性依据何在！
去年秋天王友琴来邮件，说她要编《文革受难者》第二集，问我能不能写写严凤英之死，收进这个集子，我回复道：
关于严凤英之死，我偶然跟刘晓波谈起，他也要我写出来，前几天还来催过。我至今不敢动笔，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题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标题：《我们的七仙女》，可是—— “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堪比中国古代凌迟剖腹，碎棺戳尸的阴惨之刑，昭然施行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伦理底线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有被重新歌颂的？平反是如何绕过了这个惨烈的细节？而忘掉这个细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下笔，是我面对不了这几个问题，我一动笔就心里发慌。我不能陈述完事实就了事，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着一字。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穿越了古与今、南与北、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当今、官场与市井的一曲黄梅调，无论后来被多少人反复咏叹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绝响，而严凤英这个“坠入凡间的精灵”，曾给中国民间带来的艺术享受，几乎空前绝后，是目下演艺界的“天王巨星”们无法企及的。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期可以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像的恐怖之境。一个艺人（江青）升天，气焰万丈，则普天下的艺人均成另类，或入狱为囚，或揪斗致死，或忍辱自尽，活得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身受戕害之剧烈，无人甚于严凤英。无疑，这不是一个“黄梅戏巨星”个人的荣辱沉浮之道，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但又不尽然，严凤英惨剧所映射的解读空间和涵义，早已溢出这些范畴。
严凤英丈夫对妻遭残杀的叙述
八十年代我因采访书写的缘由，闻听过无数文革惨祸，可是严凤英的遭遇，还是让我听得喘不来气。那是一九八八年岁尾，我带《五四》剧组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标是两个安庆人：刚刚找到墓塚的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严凤英。十二月十八日记载：“中午一时抵合肥，住炮兵学院。晚上与导演去找王冠亚（严凤英丈夫），未遇。”十九日记载：“下午再去王冠亚家谈严凤英事件。极惨。严吃安眠药自杀后，被剖腹。”我从当年的采访记录里，也找到了王冠亚的口述，有两页，第一句便是：“严凤英六八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亚的大致陈述是：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反江青，六八年四月五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王少舫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四月七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以下直接引述采访记录：
“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四月八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我至今还记得王冠亚的样子，瘦弱、清瘦，一脸不甘吞忍的哀怒。虽然一九七八年严凤英已被平反、一九八五年他也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一九八六年还在安庆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这一切，算是还了严凤英一个公道了吗？只有王冠亚知道，九泉之下的严凤英，要的是一个公正。
别说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区。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于是，邓小平审判并监禁“四人帮”，也在全国逮捕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这么一场清算，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报了私仇。这里缺的也是一个公正。
杀戮现场指挥：军代表刘万泉
又二十年过去了，王冠亚还是没有放弃。最近我在网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来跟当年我的采访记录对照，关于“开膛破肚”的事实，这篇文字搅述得很详细，列录如下：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当年王冠亚并未对我提起那个军代表的姓名，在这篇文章里，这个名字出现了：刘万泉，一个军队俱乐部主任。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王冠亚这段话，真叫我对他刮目相看！
中国人是毛氏大厮杀的同谋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杓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Charisma）型领袖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征，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干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于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厮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于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沉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于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于事。
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九八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一下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简单一点的描述，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那么，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苏晓康：中国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重要作家，电视剧《河殇》总撰稿人，一九八九年流亡美国。）(//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