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溶合，相依生存。——《九评共产党》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九评共产党》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
《易》上说：“上天显示征兆，显出吉凶，圣人就加以观察；黄河出现了图，雒水出现了书，圣人就加以效法。”刘歆认为虙羲氏继承天命而称王，被授予《河图》，他加以仿效并把它们画了出来，就成了八卦；大禹治理洪水，被赐予《雒书》，他加以效法并进行陈述，就成了《洪范》。圣人遵行他们的思想并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宝典。
到了殷朝，箕子为父师，以它们为准则。周朝战胜殷朝后，由于箕子归顺，武王亲自谦逊地向他请教。所以经上说：“十三年，武王拜访箕子，武王就说道：‘啊，箕子!上天默默地安定天下百姓，帮助他们安居，我不知道天地人的常道和它们所在的次序。’箕子就说道：‘我听说在从前，鲧堵塞洪水，乱施五行，上帝便发怒了，没有给他《洪范》九章，天地人常理的次序就混乱了。鲧被诛杀，大禹便继承遗业，上天就赐给大禹《洪范》九章，天地人的常理就有次序了。’”这就是武王向箕子求教《雒书》，箕子答对他大禹得到《雒书》的意思。
“第一叫五行；第二叫羞用五事；第三叫农用八政；第四叫叶用五纪；第五叫建用皇极；第六叫艾用三德；第七叫明用稽疑；第八叫念用庶征；第九叫飨用五福，畏用六极。”这一共六十五字，都是《雒书》的本文，就是上天赐给大禹大法九章常事所表现的次序。他认为《河图》、《雒书》互相为经纬，八卦、九章互相作为表里。从前殷朝道德衰退，文王就推演《周易》；周朝道德衰败后，孔子就撰写《春秋》。以《干》《坤》的阴阳作为法则，效法《洪范》的灾祸的征兆，天和人的规律就很明显了。
汉朝兴起，承接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在汉景帝、汉武帝两朝，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开始寻绎阴阳之理，为儒学家所推崇。在汉宣帝、汉元帝两朝之后，刘向研究《谷梁春秋》，占卜人的祸福，附会《洪范》中的说法，与董仲舒互不相同。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研究《左氏传》，他对《春秋》的解说也已经有所违背了；他们谈《五行传》，又很不相同了。于是我引用董仲舒的说法，辨别刘向、刘歆父子的不同，附上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辈所陈述的有关五行之事，止于王莽篡汉之时，记录十二朝，来与《春秋》相比附，写成此篇《五行志》。
经上说：“第一是五行。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的自然之性是能向下润湿，火的自然之性是能向上燃烧，木的自然之性是可以曲可以直，金的自然之性是可以更改形状可以销熔冶铸，土的自然之性是可以在它上面耕种收获。”
汉孝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楼的叫做罘思的花格屏墙发生火灾。刘向认为，东阙是用以会见诸侯的大门，罘思在门的外边，是诸侯的象征。汉朝建立后，大封诸侯王，各王国都有数十座城池相连属。孝文帝即位后，贾谊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违反古代封建制度的，一定会引起叛乱。在这之前，济北、淮南两王都阴谋叛乱，此后吴楚等七国举兵造反，终于被诛灭。
孝景帝中元五年八月己酉日，未央宫东阙楼发生火灾。在此之前，栗太子被废黜，贬为临江王，又因为犯罪被征召到中尉听审，因而自杀。丞相条侯周亚夫因为不附和皇帝的旨意，以有病为由免去官职，两年后被收禁下狱而死。
汉孝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日，辽东的高庙发生火灾。四月壬子日，高园的便殿着火。董仲舒对答武帝说：“《春秋经》的意义在于举以往的事例来明示未来之事。所以对天下各种事物，要比照《春秋经》中所举的与之同类的事例，精心观察细微处寓存的含意，触类旁通地了解其中的道理，这样，天地间的变化，国家的各种事情，便可一览无余，全都明白了。考查《春秋经》，鲁定公、鲁哀公的时候，季氏的恶势力已经形成，而孔子的圣德之光正盛．用强盛的圣德来克服而替代形成的恶势力，虽然当时季孙氏的权势重，鲁君的权势轻，从形势上看也是可能的。所以定公二年五月两阙楼发生火灾。两阙楼是僭越礼制之物，天帝降灾烧掉它们，似乎在说，僭违礼制之臣可以除掉。罪证已出现了，然后又告诉可以除掉，这就是天意。鲁定公没有醒悟过来。到了鲁哀公三年五月，桓宫、僖宫毁于火灾。这两起火灾性质相同，所要说明的意思一样，似乎是说烧掉显贵除掉不义之徒。鲁哀公未能觉察，所以四年六月亳社遭受火灾。两阙楼，桓公、僖公两庙、亳社，这四个建筑都不应当建立或留存，这几次火灾，天帝都是以烧掉不应当存立的东西来启示鲁君，让他除掉乱臣而任用圣人。
季氏乱政无道已很久了，在此之前天帝不降灾的原因，是鲁国还没有贤圣之臣，虽然想除掉季孙，而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办到，鲁昭公就是这样。到了定公、哀公之时才出现天灾，是因为这时可以办到了。不到适当的时候不出现，这正是天道的体现。
今天高庙不应当建在辽东，高园的便殿不应当建在陵墓的旁边，按礼制说也不应当建立，与春秋鲁国时因火灾而毁的那些建筑一样。辽东高庙与高园便殿不应建立本来是很久的事了，到了陛下在位时天才降灾的原因，大概也是到了可以应天道而行的时候了。过去，秦朝承受了衰亡之周朝的破败，而没有消化革除；汉朝承受了丧亡之秦的破败，也没有加以转化。若说继周、秦两朝破败之后，承受了他们的遗留影响，也接受了他们的积弊麻烦，太难治理了。又加上这么多兄弟亲戚诸王，骨肉相连之亲，其中骄横张扬、奢侈僭越、无法无天者很多，正是所谓积重难返的时候。
陛下正当天下的重大破败之后，又赶上本朝亲贵骄横、积重难返之时，实在是太让人忧虑了。所以天降火灾，似乎在告诉陛下：‘现在这个时候，面临天下的破败又加上本朝积累下的各种难题，非以大刀阔斧和大公无私的魄力来整顿不可。先挑选宗室诸王、皇亲国戚在诸侯中行为最不正当、最不安分的，不留情面地除掉，就像我烧辽东高庙这样就可以了；再看在朝廷中是哪些亲近之臣，在一旁地位显贵而为人不正，也毫不留情地诛而灭之，像我烧掉高园的便殿这样，就可以了。’如此这般，在外地行为不正的，就是贵如高庙这样神圣不可侵犯的，都可降灾而烧掉，还用说那些诸侯王吗！在朝中行为不正的，就是显贵如高园便殿这般，都可降灾烧掉，何况对一般大臣！这就是天帝的意志啊。外有犯罪的诸侯，就降灾于外；内有犯罪之臣，就降灾于内。罪重烧得狠，罪轻就烧得轻一些。遵承天帝之意就是这样。”
《左氏传》上说，“在昭公八年春天，晋国有石头说话”。晋平公就此事询问大夫师旷，师旷回答说：“石头不能说话，可能是神灵藉石而言。劳作之事不合时宜，怨恨不满之情在民众中沸腾，造就会有不能说话的东西说话。现在宫室修得这么高大华丽，民力耗尽，怨声四起，民不聊生，石头说出话来不也正好吗！”当时晋侯正修筑虒祁之宫。叔向说：“君子师旷所言，可信而有验证。”刘歆认为金与石是同类之物，石头说话和金不能冶铸一样，都是失去了本来的性质。刘向则认为石头以白为主色，石头说话应属于白色凶兆。
汉成帝鸿嘉三年五月乙亥日，天水冀县的南山有大石头呜叫，声音隆隆如雷，过了一会儿不叫了，又听到在平襄方圆二百四十里的地区，野鸡齐鸣。发声那块巨石长一丈三尺，宽厚与长度大致相等，一侧附着山崖的半腰，离地面约二百余丈，民间习惯于叫它“石鼓”。石鼓一叫，就要打仗了。
这一年，广汉县身戴缭铐的囚徒谋划攻下牢狱，犯死罪的郑躬等人，盗出武库中的兵器，抢劫官民，穿上锦绣服装，自称山君，党羽越来越多。第二年冬天，才伏法处死。自动投降的三千多人。四年后，尉氏县的樊并等人谋反，杀死了陈留太守严普，自称将军，山阳县在逃的犯人苏令等党羽数百人盗得武库里的兵器，骚扰经历了四十多个郡县，都是到第二年才伏法被处死。那时候正动工修建昌陵，民工数万人，搬迁各郡县的官民五千多户来奉祀陵邑。修建了五年没有修成，才停止建昌陵，让搬迁来的民户回原籍。
石头呜叫，与春秋时候晋国石头说话所应相同，就是师旷所说的“民力耗尽”，传上所说的“不顾百姓”啊。虒祁离宫离绛都四十里，昌陵也在郊野，占卜时都与城郭一样。城郭属金，宗庙属土，只不过有内外之别罢了。
传上说：“简慢宗庙之礼，不祈祷神祠，废弃祭祀，违逆天时，就会水不润下。”解释说：水代表北方，是最终收藏万物之所。就人的生死之道而言，生命终结之后就要把形骸埋藏起来，而精神则放逸超脱，圣人为此就创造了宗庙用以收殓游荡的魂魄之气，以便让后人在春秋时节祭祀先人，成全孝亲之道。天子即位，必须郊祀天地，祈祷神祇，望祭山川，招唤百神来享，一切无不恭敬行事。谨慎小心地净身斋戒，做到严肃虔诚，让鬼神好好享用，这样就可以多多得到神灵降福相助。这就是圣王恭顺奉事阴气，和谐神与人的关系所采取的做法。至于当国君的发号施令，也要遵循天时。一年十二个月都能做到顺应节气，就能阴阳调和而善始善终。这样就能使水得其性了。
如果不敬鬼神，政令与天时相背，则水失其性。那样，黑水暴发，江河泛滥，冲坏城乡，淹死人民，以及淫雨连绵，伤害庄稼，这就是水不润下。京房《易传》上说：“专权纵欲，诛罚无理，要引发水灾。水灾就是下大雨淹死人，以及降寒霜、刮大风、天色昏黄。饥荒之年不减膳节约，那就是过于奢侈，也是引发水灾，水大淹死人的原因。天子使有道德的人受压抑而得不到重用，这就是所说的傲慢无知，引发的天灾也是水灾，江河泛滥淹死人，大水过后田地多生害虫。专兴大狱不知停止，这就是执迷不悟，就要水寒杀人。追杀不懈，此为无道，这样造成的水灾就是五谷不收。对于大败之敌穷追不懈，就是所谓全阴。懈，就是舍弃不追。为天下之君的人，对于大败之敌，只杀其首恶罪魁，而赦免其部众，否则就遍含阴气，大水就流入国邑城乡，天降寒霜冻死庄稼。”
（资料来源：《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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