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4日讯】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在课堂批评中共政府而被学生告发到公安局，这件事使我不禁浮想联翩，想到我所遇到的大陆中国人，以及这些人的畸形爱国 主义和臣民通病。

我在美国二十二年，每年都要多次参加朋友的聚会，尤其是在年底，随着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到来，聚会就更是不断，每次聚会都能遇到许多素不相识的大陆中国人。我对大陆中国人的聚会并不热衷，因为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我不会遇到相同思想的知音。相反的是，二十年来我在聚会中遇到的大陆中国人都是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因此，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给朋友打电话或聚会时，我都要激烈地批批中共，引导我的同胞朋友发发臣民通病，我也可以从同胞自毁尊严的丑态中发泄一下中国士大夫式的悲情。我发现，二十年过去，直到现在，我的大陆中国同胞的臣民通病不但没有丝毫减轻，还翻新加深了，由此可见中共的洗脑宣传与时俱进的成功。

二十年来，我也遇到过许多美国朋友，他们对自己政府的态度与大陆中国人对中共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我所遇到的美国朋友对政府总是持批评态度，总是以监督和批评的心态对待政府。我在欧洲、俄国旅游时遇到的当地人也是同样以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政府。

在俄国，我们遇到一个十八岁的俄国芭蕾舞演员，令我和先生吃惊的是，这个大男孩子也能指出政府的腐败和问题所在，并以正义凛然的态度批评政府。

在捷克，我们的导游不赞成我和先生对捷克总统哈维尔的高度评价，为此还教训了我和我的先生。她说，哈维尔腐败，收了崇拜者的献金。我马上为哈维尔辩护说，听说那是他秘书收的，后来报纸一暴露，他的秘书就把献金还回去了。导游以严肃的态度看着我和先生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既然哈维尔是政府权力，我们就不能对他绝对相信。”

遗憾的是，我遇到的中国同胞却都不具备这种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对一个人的尊严至关重要，高职位、高工资都不能弥补人格和灵魂的缺失。更何况，在人格、灵魂缺失、公民意识不存的状态下，又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想，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如果具备了如下两个起码的公民意识就会建立起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

第一个应有的公民意识是，“民间社会独立于国家，人民独立于政府。” 这个在希腊已存在了数千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民间社会和人民是我们祖国的主体，而民间社会和人民是不应该成为国家和政府的附庸的，民间社会和人民应该总是处于监督政府的对立位置的。

只有体会到这点才能清楚“中共不是中国”的道理，才能在别人批评中共时自己不再表现出袒护极权政府的臣民的猥琐。

第二个应有的公民意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正因为所有的权力都会腐败，所以才要建立民主制度来限制政府权力、限制腐败。唯有人民监督，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地限制腐败。

自己也得过臣民通病，所以在我批评臣民通病时，我绝没有把自己排除在臣民通病之外的意思。我深知，谁不能够反省自己，否定自己，谁就是智力和良知有问题的人。我自觉地进行了长期痛苦的反洗脑和反扭曲，起码克服了我列出的下面的这三个通病。可是，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还在病中，看到那两个年纪轻轻，却病情严重的学生去公安局告发老师“反革命”时，我就急人所急，实在忍不住好为人医的热情。我长期观察的结果是，年纪轻的反倒臣民通病更重。为了年轻的下一代，我在此归纳出三个典型的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与读者共勉。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一：拾中共政府之牙慧貌似爱国。

虽然，趋炎附势乃人之常情，但是这个通病仍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因为有通病的大陆中国人总是拾那些陈旧得都长了霉的牙慧，而且没完没了。今年的感恩节聚会上，我又听到这个让我最恶心的老掉了牙的发霉牙慧“中国民主要慢慢来” 。

一听到这话，我忍不住反问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同桌吃饭的女士，“为什么中国民主不能快快来？经济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还要怎么慢民主才能来？中共极权政府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才制造出这么个套话说辞来欺骗我们，我们百姓怎能跟着中共矮化自己？！这句话是江泽民说的，是他在八年前（后注：二000年八月十五日）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时，对华莱士的“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问题的回答。江泽民的原话是‘中国人素质低……搞民主条件不具备，要慢慢来’。二百年前的美国比现在的中国落后愚昧得多，人家也没慢慢来。现在盛世的中国倒要慢慢来了。江泽民‘慢慢来’的本意就是不要来，他是极权统治者，他当然不要民主要独裁，你是平民百姓，你为什么也跟着他矮化我们老百姓自己？”

如果一个美国总统这样矮化本国的人民，美国人民一定会愤起群而攻之。可是我的大陆中国同胞却不但不愤怒，反而欣然接受，不但欣然接受，还欣然替中共独裁政权没完没了地广为传播，臣民通病如此之深可见一斑。

更糟的是，有的中国臣民还用他们的臣民思想教育他们的孩子！

我女儿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女友，从大学一年级到现在九年来她们三个人一直亲密无间。三个人有着共同的家庭背景，她们都是在大陆中国出生，后来又都由中国父母从中国带到美国长大。那两个女孩子的父亲在美国都非常成功，其中一个女孩子的父亲在美国是大学教授，而且已经是他教学的那个领域中顶尖的十个教授之一。没想到的是，一年前，这三个好朋友竟在聚会时吵了起来。她们争吵的话题竟还是“中国人民素质低，中国民主要慢慢来”。我女儿反驳说，“台湾人民也是中国人，既然他们可以成功地进入民主制度，大陆人怎么就不行？！香港年年被评为经济自由度世界第一，香港人民的素质那么高，为什么中共政府连普选都不让香港人民享有？”女儿的朋友，那两个同样在美国长大的女孩子听到我女儿对中共的“叛逆”之言，怒不可竭。

女儿回到家含着泪对我说，“这么长时间的友谊，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大题目，这次只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我不能同意她们对中国人的歧视，她们俩儿竟气得要跟我绝交，我只好不说话了。”我对女儿说，下次她们再来咱们家过夜时，我要说说她们。女儿马上对我不悦地说，妈妈，我知道她们不对，但我不想跟她们绝交，如果你说她们，我就跟你绝交。

这些孩子的“中国民主要慢慢来”的臣民思想是从哪来的？是从她们的家长那来的，而她们家长的这些附庸思想是从中共政府的丑陋党魁江泽民那来的。这两家大陆中国人竟然两代人都在接受中共极权政府的套话说辞，拾中共极权政府的牙慧。这两家的家长虽然在美国事业有成，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我的民主人士的朋友早就告诉我，海内外的大陆中国人中，素质最低的是有知识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虽然是知识份子，却没有知识人应有的独立性，他们对强权最趋炎附势，奴性最大，臣民通病最重。而中国大陆的底层人民的思想素质非常高，由于长久地被中共政府官员残酷地压榨勒索，他们对民主的诉求最强，他们对中共独裁政权邪恶的认识最深。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二：把自己和人民的功劳都归功于“伟光正”中共。

有些大陆中国人在中国做生意成功却不知道那是自己聪明才智和能力所致，反倒对中共感恩戴德。我遇到的一些在中国做生意发了财的国人，他们的臣民通病更有甚之。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更看不到人民的价值，他们不懂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中国人民的功劳这个简单道理，更不懂中共只是依附在人民身上的蛀虫，这个蛀虫靠的是从人民血汗中吸取大量的税收来养活自己，来挥霍腐败的。

请看中共是如何吸食人民的血汗的。二000年到二00四年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即税收）翻了一番，从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可是工资占GDP的比例，从一九九九年的16％，下降到了二00三年的12％。美国政府的税收花费分配是，三分之二以上花在公益建设和人民的三大福利上，即教育、医疗、养老。欧洲和加拿大政府在这几方面花得更多。可是中共政府的税收花费是怎样分配的呢？这个腐败透顶的中共政府对人民应尽的责任趋于零。二 00六年的中共政府财政总收入上升到四万亿元，而二00六年政府花在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的开销却只有政府财政总收入四万亿元的2%。(数据来自二00七年三月五日人大代表会议温家宝总理做的二00六年政府财政报告)。同年，全国党政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培训旅游、招待送礼却花掉了二00六年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的两万亿元(数据来自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和监察部的联合报告)。二00七年的政府税收翻了一番，达到九万亿，可是四万亿却早已被中共政府挥霍得不翼而飞。

所以，在中国做生意赚到钱的同胞不要再对中共感恩戴德了，你的成功跟中共没关系，是你自己勤劳奋斗的结果，你与中共的关系只是你养活它的关系，它应该感谢你。

大陆中国人的臣民通病之三：只要一听到批评中共的声音，他准在旁边说，美国也一样。即便中共政府已腐败透顶至此，中国已昏天黑地至此，他仍坚持说，美国也一样。

这些有臣民通病的人只看到美国政府的腐败，对中共极权政府如洪水猛兽般的极端腐败却视若罔闻，还轻描淡写地以“都一样”为中共政府的极端腐败开脱。

任何权力都有腐败，这点确是一样。但是，极权制度是极端权力导致的极端腐败，民主制度不是极端权力，民主制度是人类当前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限制腐败的制度。所以两个制度的腐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多党制衡、三权分立等一系列权力制衡的机制限制了民主制度下的权力腐败，所以，民主制度下的腐败甚至可以趋于零。北欧的几个国家的腐败系数就是零，丹麦的腐败系数四十年都是零。而极权制度的腐败由于没有任何制约限制，其腐败趋于无限大。不还政于民，由人民监督政府，中共极权政府根本不可能医治好它自身的极端腐败，腐败只能泛滥成灾。

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的，民主制度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它能制止最坏的结果发生。什么是最坏的结果？就是中共政府现在这种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极端腐败，就是由极端腐败导致的无数的灾难；就是六0年饿死数千万中国人的灾难；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十亿人民涂炭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镇压屠杀六四学生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坚持达十年之久、现在还没停止的迫害屠杀法轮功百姓的灾难；就是中共政府封锁新闻导致在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十万百姓丧生和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导致近两万孩子丧生的灾难；就是……；就是中共极权政府统治中国六十年来的数不清的灾难。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像极权中共国这样灾难重重，不同制度下幸福和灾难的结果一样吗？不同制度下人民的命运一样吗？

其实，有臣民通病的大陆中国人都很精明，也很善于钻营，知道哪好，否则出国风就不会在中国热三十多年。之所以有人这样昧着良心拾中共之牙慧，为中共舔屁，不过是臣民通病和狭隘的爱国心在作怪。他不明白的是，这样袒护中共的“尊严”是在毁自己的尊严。因为，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极权政府一边，取决于一个人的良知、人格和尊严。

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过一句名言﹕“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爱国主义不是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正相反，对领袖、政府和政党发出异议才是爱国。

两百多年前，美国政治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约翰逊批评的正是滥用爱国主义来愚民的流氓无赖政党中共。

我们中国百姓被中共政府愚弄的太久了，中国臣民应该到了自我反洗脑、反扭曲的时候了。从臣民通病中觉醒痊愈，抛弃流氓无赖的中共，建立自我，找回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这才是坚守自己尊严的正道。

二00八年十二月二日于芝加哥

——转自《自由圣火》(//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