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早期对植物的观察中，我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适当地安排研究环境。实验室里外的日间活动频繁，要找出植物的显着反应并辨别起因非常困难，在纽约市尤其如此。我必须等到大楼几乎空了才能开始，通常从入夜后一直工作到早上六、七点。当时的实验室位于时报广场中心，在四十六街和第七大道口上一栋大楼的四楼。即使到了晚上，外面经常还是很吵杂，但实验室里会安静下来，植物还是会显示稳定的读数。

谈到这点，我想提出植物也有地域性的观念。想想如果你在距离实验室七十到七十五呎的另外一头，而一棵植物能够感知到你的活动，那么你会以为它也能感知街上的活动。

如同罗勃‧阿德雷（RobertArdrey)在其著作《地域法则》(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注2)中所描述的动物行为：显然动物的感知力能涵盖它们自我界定的疆域空间。植物似乎也有这种能力。

举个例子：一株植物被带到一个新环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似乎就能对通连的空间或房间中的动物活动产生感应。我所谓的动物也包括能接触这株植物的人在内。植物的安全感似乎与能否接近它有关。例如：隔壁的办公室与实验室之间没有通路，但办公室内距离植物只有二十呎的地方也许就有人正在活动。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外，这株植物并不会去感知这个与它无关联的地方所发生的事。相反，它会对实验室里距离它五十或六十呎外所发生的各种刺激产生反应。

注2：罗勃‧阿德雷，《地域法则：对动物界中资产及国家起源的个人探索》(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 A Personal Inquiry into the Animal Origins of Property and Nations，Kodansha Globe，一九九七年)。菲利普‧透纳(Philip Turner)主编(初版：Atheneum，一九六六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