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五章 4.庐山会议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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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定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庐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成为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拼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大斥刁；快了?会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的意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下讲话、讲什么内容有些举棋不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区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

现在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严苎前报告了毛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当然，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连，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并没有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时不要扩大打击画，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除黄永胜因留守北京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连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因向张存桥开炮而受到林彪传话夫扬的吴法宪更是急于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Ti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份简报立刻不胫而走，在全国中点了一把火，各地哗然，群情激愤，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这场风波中，周恩来再次显露了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本领。同被蒙在鼓里的普喃中央委员相比，对他来说，会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并不全是突然袭来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那场争论，也完全清楚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而且亲眼看到林彪在讲话前曾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对只知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张春桥，周素来没有多少好感，因此在林彪整张春桥的问题上，虽然未必准备介入参与，似也绝不会对张援之以手，相反还会乐观其成，希望杀一杀文革派干将的气焰。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心态当时在曾饱受文革之苦的党内老干部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早就对中央文革憋了一肚子气、因”二月逆流”而被打入冷宫的陈毅就在小组发言中愤愤地表示，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合兄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张春桥之所以在林彪讲话后立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实在是因为文革派一干人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在党内外结怨太深的缘故、周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所以，当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学习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还决定先听两遍录音后再讨论。这在实际上改变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当然，这是请示报告过毛泽东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对林彪憋了一肚子火的毛尽管对这个提议不悦，但因为这是政治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便表态反对，只是冷冷地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善于观风的周恩来当即从毛泽东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中，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毛对林彪讲话的态度很难判定，形势可能有变，随即在政治上为自己留了退路。于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参加东北组讨论的周对自己的表态发言颇花了一番心思，竭力在政治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周恩来点出林彪的讲话具有”针对性”和”纲领性”，表态赞同林彪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甚至还使用了发明权属于林彪而被毛多次删掉过的那三个副词，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周恩来在发言中又避免暗示”揪人”，着重讲”保持晚节”的问题，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圆的余地。周把林彪的讲话概括为”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三句笼统抽像的话，并且把他本人摆进去，又一次讲述自己在历史中犯过路线错误而得到毛泽东挽救的经验，表示”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果然，仅仅一天之后，整个形势便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而逆转，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分发全会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带着紧急面见毛，反映全会各组”揪人”的情况。实际上，毛对整个事态了如指掌，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毛之所以同意林彪在全会上作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并告以”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如果不是有意设下圈套，欲擒故纵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挑拨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事情竟然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命令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显然背后有黑手。政治经验老到的毛马上就看出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揪人，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接下来，林彪还会得寸进尺，最后搞到他头上来。这是景雄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展开反击。熟谙”先厂孤立弱小之敌”一类攻伐之道的毛分而治之，先稳住林彪而拿陈伯达开刀。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毛充分施展了擅长演戏的本领，软硬兼施。会前，他当众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的手都发凉，还能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天吧。会上，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当年弹压”大闹怀仁堂”的那一套拿出来，以危言相要挟，不过这一次已经不再是”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冈山打游击”了，而变成：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f；下去了。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并决然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了。”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林彪也没有料到毛竟会如此翻脸，弄得一时措手不及，他虽然有心替陈伯达缓颊，但见毛的态度这样决绝，没有任何转圆的余地，再加上对私下串连倒张的搞法也有点心虚，看毛已经把他与陈伯达分开，只好舍车保帅，把自己洗刷干净，说他过去与陈伯达没有接触，军队里吴法宪这批人也没有与他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然后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今陈伯达请假检讨。

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同处境狼狈的林彪恰好相反，周恩来意外地在这场林、江两派的争斗中成为实际上的大赢家，在政治上的份量赫然加重，一时间成为会议前台的主角，忙于和各方人物打招呼，做工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够缓冲毛、林两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人物。

不过，周恩来此刻的心情却并不轻松，毫无疑问，他是决心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希望保住自己的晚节，但也并不希望看到毛、林失和的局面。因为这样一来，他本人将被夹在领袖和副帅之间，很难做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势必动摇大局，使刚刚稳定下来的局势再生变乱。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随后和康生一起主持追查幕后活动时，同康生穷追厮打的态度有所不同，除了毛泽东决意抛出的陈伯达外，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有意采取保护的态度，以免把林彪牵扯出来。即使对陈伯达，周也不愿过分为难他，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他检讨过关。比如，[’音仪争的陈伯达稍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检讨发言就是周恩来代他念的。回北京后，陈伯达想求毛和中央宽恕，毛和康生根本不理他，只有周接了他的电话，”说话的语气是亲乙的”。陈氏一直对此心存感激。

其实，周恩来当时心里很清楚陈伯达只是个替罪羊，这场风浪是由林彪讲话而起的。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当时煞费苦心，连夜校阅林彪的讲话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康生，说：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如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代亲收。此举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随后，周恩来又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他对吴说：

“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并给他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后来，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后，西南组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吴法宪。周闻讯后，亲自到该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的地方，均以”主席指示要重点批陈”为由给挡了回去。甚至随后毛泽东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有一段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也经周的进言后给删掉了。

当然，周恩来是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在毛泽东展开反击后，他随即调整了以往的策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与此同时，周要求林彪这一边也这样做，对张春桥抛弃成见，把双方往一块撮合。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氏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林彪这样做并不是存心驳周恩来的面子，而是冲着毛泽东而来的。与周的为人不同，林彪个性倔强，从不轻易认错，而且也是中共党内少数敢于当面顶撞毛的人。他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要开而心气难平。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的问题‘欲擒放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厂住不放。

更让林彪气愤的是，毛泽东为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补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的单独谈话中还继续哄骗他，佯作公允，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甚至还表示：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而实际上却明显偏护江青那一边，将张、姚他们轻轻放过。而对响生支持他讲话的人却严厉追究，非但陈伯达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就连还没上山的黄永胜也成了被追查的重点，同时却又放过了同样跳得很高的汪东兴，显然这是在存心和他过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怨愤不平，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主持追查工作的周恩来、康生两人脸色看。相对而言，林彪对周还算比较客气，对康生就更不给面子了。比如，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时，林彪当场给顶了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此外，林彪还对外放风，保他手下几员大将过关，说军队的老干部都是炮筒十，说话虐火，他们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国家还得靠这些老干部。

对林彪的消极对抗，毛泽东装聋作哑，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实际上，毛早就对总是脚踩两只船的陈伯达十分反感。还在九大时，毛就曾想把他一脚踢出中央常委，似被周恩来、康生所拦阻，一起进言说这样做在政治上牵动太大，会影响大局，一心想营造九大”团结胜利”局面的毛这才打消了念头。这回陈伯达又公开倒向林彪一边，旧恨未悄，又添新账，促使毛下决心除掉这位曾给他担任过多年的政治秘书。

不过，开始时毛泽东曾一度苦于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适题目。因为如果拿造成全会混乱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开刀的话，那么就会首先整到他自己身边的汪东兴头上，该简报所摘登的汪东兴的发言，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过陈伯达。毛为此对汪大为恼火，却不好拿他来开刀。因为这样一来就背离了主攻方向，他本人也脱不掉失察的责任。不过，汪东兴在痛哭流涕之后，马上戴罪立功，揭发出陈伯达私下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件事，为毛解决了这个难题。

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这份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老账新账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这一次，他却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把陈伯达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为”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云云。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随后又指定叶作为担任陈伯达专案小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广东调查陈的”历史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放出风来，声称对犯错误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对陈伯达的问题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是保留中央委员。在谈到陈以及其他跟着一起犯错误的人时，毛还有意当着林彪的面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以此来暂时稳住林彪一干人。不仅如此，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拿出当年着手整刘少奇之前，声称让刘结束”挂帅”的同样手法，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远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在全会转入批陈以后，周恩来成为一个大忙人。他连日同党内各方人物频繁接谈，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既要劝说点火闹事的人作出检讨，又要做众多中央委员的思想转弯工作，还要分出身来，轮流参加各组的讨论，掌握引导会议，防止发言走偏。为此，周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带头表态拥护毛批陈的决定，指出：”陈伯达不守纪律，搞突然袭击是由来已久的。这个人脚踩两只船，特点是欺软怕硬，过去是靠刘(少奇)和邓(小平)，现在是二陈(陈伯达、陈毅)合流了。”为了防止在批陈时否定文革，周还特别强调说，不管出了王(力)、关(锋) 、戚(本禹)、陈伯达，文革小组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伟人功绩。周恩来在全力贯彻毛泽东批陈意图的同时，还在百忙中兼顾了原本被列入全会议程的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会前，他曾为此花了不少精力，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由于这场风波，会议的议程被完全打乱，根本无暇再从容讨论这个问题了。为此，周心里很着急，只好见缝插针地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四五”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自己加班加点，动手加以修改。由于连日劳累，加上中央领导的内部出了这么大的事，精神上一直高度紧张，导致周恩来的心脏病发作，在一次参加会议的路上竟昏倒在地，不得不开始吸氧，由医护人员守护在旁。

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草草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民经济计划等报告后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鲜明的对照。一直在两人之间周旋的周恩来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毛、林交恶的不祥之兆，并且为此忧心忡忡。

从后来发表的新闻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这样一来，政局又将再度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周恩来本来想好好抓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想法也将落空，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这又怎么能不令他忧从中来呢?(//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