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10日讯】龚澎是中共从40年代到70年代情报和外交部门的重要成员。她出生安徽世家，父亲参加辛亥革命，流亡日本，后追随孙中山。她养在日本，长在广州和上海，先后在上海的圣玛里亚女子教会学校和北京大燕京大学读书，天资聪颖，才貌双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主义影响下逐步接受中共的”爱国反蒋”宣传，在1936″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成为燕京大学学生会领袖之一，也是北平学联的重要成员，不久加入了中共。她后来前往延安，又被派到重庆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在周恩来手下从事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她和中共笔杆子乔冠华之间的婚姻更是被夸为革命婚姻的珠联璧合。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在瓦解中共的历史神话的时候，也还不断有一些历史叙述被产生出来，维持着这个革命神话。龚澎的身世就是如此。在中共的革命神话中，龚澎象征着革命理想主义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她放弃了舒适稳定的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的前途加入了革命，用她的知识和才干为革命作贡献。此外她更像征着革命和青春、女性魅力的完美结合。作为共产党阵营中的才女和美女，龚澎在国统区的外国记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众多崇拜者，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把这个完美的女性看作中共革命的个人象征，从而支持和同情这个革命。可以说，龚澎不但是革命理想主义的化身，也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象征，正是这两个主义成了共产党在国统区宣传工作–今天叫作”公关”–的有力武器。确实，就在龚澎用她的魅力风度为共产党赢得一个又一个同情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把这个美丽干练风韵十足的女性和当时正在发生的延安整风中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有关延安整风的阴暗面，只要看一下另一个革命女性、曾经是毛泽东的战友后来是陶铸的妻子曾志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就够了)。

龚澎当时身在重庆，她是否了解革命圣地延安的阴暗面，或者了解了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很难知道，但从她对另一场学生运动的态度中我们或许可以揣测出一点线索。

1946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干的反苏反共游行。这个游行被过去的中共历史宣传一笔抹黑，今天我们知道那是抗议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攫取在华特权，尤其是旅顺、大连的军事基地和中长铁路，也包括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所发生的暴行，如强奸中国妇女，杀害中国政府人员(甚至包括阻止暴行的中共干部)和其他军纪败坏的丑行和大量掠夺中国工业资源。苏联这些公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行径发生在西方各国都已经放弃在华特权、中国不但是二战战胜国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时候，因此特别恶劣和难以容忍。因为苏共是中共公开的政治盟友，这些游行把中共作为抗议对象是不难理解的，至于有国民党在背后支持或纵恿并不能成为否定这些游行的理由，正像学生运动背后的共产党策划和支持并不能成为否定这些运动的理由一样，关键是看这些抗议本身是否有理。

龚澎女儿根据刘白羽的回忆说，1946年二月的一天，大量学生游行到龚澎所在的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当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致共产党书”。当时在场的有王若飞和博古，还有分管青年工作的龚澎。当学生唱起”义勇军交响曲”的时候，受到了龚澎的训斥:

“母亲威严地站了起来对学生们说，不客气地讲，你们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唱《义勇军交响曲》来向我们共产党示威，你们知道这支歌是谁写的吗?是共产党员写的!国民党骂我们卖国、汉奸，请问，这种歌曲国民党能写出来吗?我们搞学生运动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有本事你们去找日本人闹去!学生们像见到了严厉的老师，顿时被镇住了，他们再也无话可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游行队伍撤退了。事后同事们钦佩地说，嘿，龚澎同志还真有两下子!”

和任何回忆一样，这段叙述可能与真相在细节上有一定出入。但作为和当事人关系密切的同志和亲人，这么写当然有相当的根据，特别是他们认为这个叙述完全吻合龚澎的形象和作风，读者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描写的真实性。

那么，无论是在当年还是今天，对于了解苏联帝国主义面目的中国人来说，只要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应该不会觉得当年那些学生有什么错。在那之前十年，龚澎也不过是一个示威学生，也是以爱国名义参加和发动学生运动的，何以十年后她就以如此”威严”的口吻训斥学生呢?她有什么理由说”义勇军交响曲”是共产党人写的，非共学生唱了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呢?难道这首歌不是属于全民族的吗?她不过只比这些学生年长十岁，凭什么说她当年搞学生运动的时候还没有他们呢?至于她所说的”有本事找日本人闹去”更是胡说，因为当年她自己在北平闹学运的时候也根本不是和日本人闹，而是和国民党政府在闹，她也知道和日本人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而和国民党政府闹不但太平无事，闹完了还可以出名，还可以去延安。

我倒宁愿相信龚澎十年前参加学生运动时并不是真的出于爱国热情，而是政治投机，所以她十年后听到非共学生唱”义勇军交响曲”就拍案而起训斥他们也就谈不上对曾经投身过的爱国主义的背叛。不然，十年时间，中共就把一个纯真可爱的爱国青年变成了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政治官僚，爱国与否完全取决于党派立场，如果对自己政党不利，哪怕是再众所周知的外国在华暴行也可以置之不理(不要忘了，中共同时正以一两个妇女被美军强奸而大作文章，发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国反蒋运动”呢!)，还要对自己的学弟学妹摆出这样一付嘴脸来训斥，想想真是可怕。如果当时是在中共的”解放区”，”主管青年工作”的她说不定会毫不犹豫地建议把这些天真的学生关进监狱或者起码送去”思想改造”的吧?

不过，在后来的年代里，比较起来，龚澎还算是共产党干部中比较明智、比较有人性的，这和她的家庭背景和最初受的西方教育可能有关，为此她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吃过苦头。但是，也仅此而已。她1946年对爱国学生的训斥已经把她定格在了历史的那一页上。如果今天我们要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真正找出明知有杀头风险而又没有组织可以依靠更没有延安或者重庆可以一走了之甚至连可以推心置腹的同志都几乎没有的杰出的美丽而勇敢的女性，恐怕只有林昭。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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