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中国模式“辉煌”的沉重代价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1月1日讯】中国跌足改革的30年，引进资本家剥削，但不引进独立工会约束；只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会对治；导致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
从去年5月份以来，由中宣部主导的充满血红底色的大型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由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一起共同强档滚动推出了，大肆宣扬中共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辉煌历史”。如今上述主流官媒又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手法共同强当推出《经典中国、辉煌三十年》系列，为“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大肆镀金，而将“辉煌”背后越来越伸长的阴影消除得干干净净。这就如同北京在以倾国之力举办奥运，为鸟巢上空绚丽耀眼的焰花人工消雨一样，掩盖着由瓮安冲突、杨佳袭警、惠州骚乱、孟连动乱，以及襄汾溃坝和三鹿毒奶等事件投下的深重国家乌云。为此本文的意义则正在于，用具体生动的事实与资料，还原中共30年改革开放“辉煌”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
最近，国家统计局为了给中共30年“辉煌”神话背书，发表一系列宏观经济资料，并且宣扬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似乎今日中国真的是一派繁荣景象：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2007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4.8%，2008年上半年上涨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7.1%，7月份只上涨6.3%，通货膨胀态势在趋缓。据此，主流官媒一致宣称，从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由此来证明由30年改革“辉煌”导因的业绩。本文为还原历史真相，就用真实的荧屏透视一下这30年“辉煌”背后的沉重代价和深重阴影C
（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官方一直贯彻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高增长模式，走着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饭的，以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的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道路。就在前年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上，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同时，中国无锡太湖爆发了由“蓝藻”事件引发的水源危机与人心恐慌，并由此敲响了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警钟。30年来，中国长江呈现污染不断加剧的态势，上游、中游、下游的城市，由“发展就是硬道理”导致的化工、造纸、冶金等重污染企业蜂拥而上，长江污染加剧的报告以及周边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连不断。其实，受到水资源污染的又何只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多是污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库蓄水，济南泉水几经干竭，青岛人喝的却是黄河水，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的则是深层地下水，而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已是子孙的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而在我国30年改革“辉煌”如此短暂时间内进行掠夺式发展，就导致环境危机连连爆发。近些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此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如此“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辉煌”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达触目惊心的地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实，中共这30年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高经济增长，来维护道义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
（二）国资流失、工人失业
中国30年改革，的确给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国民总收人为例，30年来，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到2007年的251481.2亿元，翻了巨大的69倍。然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并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国家统计，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21010元，而中小国企职工最高的也根本拿不到这个数，实际能拿到10000元的都非常少，特别商业国企职工年工资能收入有6000元就了不起了，受挫最重的商企，足有三分之二的职工下岗，工资大打折扣，如果把这批职工计算进去，年平均工资达不到2000元。而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肆非正常流失到少数权贵、贪商腰包里，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曾经指出,“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如此同时，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那些尚在岗的工人们，却要受改制后新生企业主的盘剥，工资低得难以为继。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后，企业经营者不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可见，他们才是改革的受益者。目前，中国劳工群体同分散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一样，都处于当今社会最底层，饱受来自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杂捐苛税的贪婪性掠夺。面对自 己随时有可能失去“饭碗”的生存威胁，他们与全国大多数劳动民众一样，亲身见证着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4.5倍，政府还要假借各种名义给公务员不断涨工资，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了1万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5年才涨了几十元。这是何等的社会不公啊！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在《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日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伴随着大量企业倒闭、停产、缩产，沿海地区以生态链条形式存在的产业群落也因此面临断裂的威胁，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生活将进一步恶化。
（三）疯狂圈地、农民失田
中国30年“辉煌”改革以来，兴起了3波近似疯狂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大学城等侵蚀了面积惊人的土地。而房地产业的贪婪性圈地运动，则更充满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性。这些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名，非法圈占违规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数企业垄断，大片耕地被乱占滥用，土地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这三波“圈地运动”过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公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清查三类土地违法案件3.17万件，涉及土地336.4万亩。其中，“以租代征”1.87万件，圈占土地0.15万件，“未批先用”1.15万件。据中国建设银行发布的资料，2001年初至2007年5月，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22亿平方米，但实际上仅开发了其中的12.96亿平方米，有近10亿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积在开发商的手中，足够供应全国市场5年的开发量。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失田农民群体”，将从前些年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此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平均测算，近三年来，每天平均大约有57个村落从中国大地上结束了它的历史生命。大陆颇具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了题为《“新圈地运动”后遗症──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调查》一文，追述了自贡失地农民抗争事件的来龙去脉。8年前，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体征地。这8千失地农民中，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很多人捡破烂度日。失地农民一直在上访抗争，但屡次遭遇当地公安部门的镇压。这反映了当今中国失地农民的普遍现实。
（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这30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对此国际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指标，即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贫富差距加大，已经达到0．50以上，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两极分化警戒线。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或0.54。此据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中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仅占15％。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中国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1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50名富豪的财产，竟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总量。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万亿元。按照前几年劳动人事部统计局和工商管理局联合调查150万人得出的结论，占人口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0.47%，而另外43.73%最贫困家庭只占有2.9%，这两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见，如果我们把资产这部分考虑进去，贫富差距就更明显了。以上资料无可置疑地充分说明：中国30年来，正在发生着“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在富裕阶层一方，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间的财富鸿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传统距离。眼下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更多地倾斜于少数富人与权贵的腰包，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的收入，被以市场化过剩的名义大规模地压低，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极度暴富和工农弱势群体过渡贫穷和被剥削状态。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准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不公布资料，但我们可以从全国 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万人分析估算，资料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眼下，中国正处在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一面是弱势群体深受住房、看病、上学新三座大山压迫，生活窘迫，无能为计；一面是中国高档购物中心过剩，被海外舆论称之为中国奢侈品市场在“爆炸”。据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12%——比5年前增加了12倍；高盛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而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也做出类似的预测：到2014年中国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有学者曾撰文称：“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就是说，当下中国的社会不公，连维护中共体制的学者都看不下眼了。
（五）官民对立、警民冲突
中国30年“辉煌”造成两极分化事实正在割据中国，导致国民整体情感焦灼与不安，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警民冲突不断。眼下，伴随胡锦涛“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新语话正在横扫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标示着一种新崛起的社会现象，正在冲击中共的执政基础。此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 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无直接利益冲突”类的“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国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最近两年，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复杂程度和政府处理难度都不断加大，已经被中共高层视为来自民间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此据公安部发布的资料，中国前年发生群体事件7万多起。而去年仅1到9月，就发生群体事件17900起，可见其激增的势态。最近，仅举办北京奥运前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有：贵州省瓮安县上万人与警方激烈冲突事件、上海公安遭冤民杨佳袭击造成六死五伤事件、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云南孟 连“7‧19”官方开枪打死两人事件以及昆明连环爆炸多起恶性事件等。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跌足改革“辉煌”，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严重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加之现存社会整合机制已无法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各种诉求变化做出及时反应，所以社会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主张权利，表达诉求。
以上事实充分印证，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之改革“辉煌”的沉重代价，就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立、警民冲突；就是以牺牲环境、能源与盘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前提，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路线做 背书。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3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因而拒绝工农成立自发组织，打压社会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中国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市场化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没有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社会腐败、权力不公导致资源非市场化垄断分配；加之官商勾结，利用改革名义，大发国有资产不义之财。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政策，是中国当代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跌足改革的30年，引进资本家剥削，但不引进独立工会约束；只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会对治。这便导致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并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加快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大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着私利和腐败。这就是今日中国官媒一致宣扬的《经典中国、辉煌三十年》的“历史真相”。
《人与人权》08年11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