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7日讯】自由时报记者孙友廉、刘庆侯／特稿

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承认犯罪，对于案情侦破有极大助益，但被告自白不能当成唯一证据，法界人士指出，如果只有涉嫌人的自白供述，就宣告破案，有可能出现误陷他人于罪。

毕竟依刑事诉讼法，被告警讯自白属审判外的陈述，原则上不能当作证据，警方办案，除了取得自白，还要有其它强有力的证据才行。

早期检警总是视“被告自白”为证据之王、检方也常常凭此起诉，比如多年前的华银抢案，台北市警方锁定一批人可能涉案，带回来查问，一名办案人员根据一名嫌疑人的口供，拿去向其余嫌疑人“套问”，包括他们在车上，此人开车、另一人坐副驾驶座、第三人又坐在后座等，结果各人的供述“全部起趋于一致”，警方非常兴奋，准备宣布破案。

但新闻界有一名关心案情人士，发觉全案只有嫌犯说法，没有其它确据，强力向警方高层反应“切勿破案，以免破错案”，警方勉予同意暂缓，等到全案后来侦破，涉案人果然不是当初这批被怀疑者。

经过多年来法律修正，如今的司法是采严谨证据法则，已大幅降低案件中自白的重要性，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2项即规定不能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仍要调查其它必要证据，来查明是否与事实相符，才能论罪。

徐自强涉及撕票案，以及苏建和三死囚等案，过去都是因为过度采信自白，未在其它证据方面大力强化，才会衍生出如今的争议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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