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7日讯】如果不发生意外，二审的杨佳必“死”无疑了。杨佳之“死”死于专制：当他用身体和快刀向这个体制宣战的时候，体制已经把他视为敌人；这“一个人的战争”注定了他是失败者；杨佳之“死”死于暴政：当二审杨佳时庭外群众呼喊出“打倒共产党”并举出“刀客不朽”旗帜的时候，杨佳身上体现出中国人对专制和暴政的愤怒和反抗，凝聚着国人对刀客的同情。

杨佳之“死”是对中国“暴力抗法”的最新解读。那就是后极权时期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对暴政和极权的忍耐力已达至“临界状态”而随时可以逾越。“暴力抗法”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但杨佳之“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似乎却具备一些特别意义。从民主运动的“持不同政见者”到刀客杨佳，从刘贤斌和李必丰等法庭上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到杨佳当庭的严辞峻容——对专制的反抗显示出不同时期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态度。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历史把那些宣判者钉在耻辱柱上的同时，它同时也告诉我们，人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宣判这个体制的“有罪”，“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最早的武器是志士的良心，现在的武器是复仇者的利刃。以此为标志，转型时期的中国开始呈现出一种非同以往的世象——如果暴政和专制还是那样的公然“合法化”，那人民的反抗也将“合法化”。从“非暴力不合作”到“暴力抗法”，中国走向了自己的不归路？

甘地说，“只能通过非暴力来摆脱暴力，通过爱来克服恨。我相信这句话是不朽的真理；由剑得到的亦将因剑失去。”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和方法取舍。从此，“非暴力”和“暴力”有了区别。

“非暴力不合作！”这个发生在上个世纪印度的民族运动与它同时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韧于同一时间，却在“东方专制主义”这个大背景下沿着不同的轴线最后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共产极权的史无前例，体现出一个更加复杂和更加恶劣的历史现实：“总督制”对印度的统治只在表面，而共产主义却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体。当“大英帝国”建立在简单行政上的殖民统治面临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摇摇欲坠时，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共产主义运动强调手段，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暴力无时不可用，暴力无时不善用,中共并用自己“创造性”的语言表达为“两手硬”，当然那另一手也是为“暴力”服务的。

早年看《甘地传》，为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所表现出的宽容和坚韧所叹服，后来却发现甘地所面临的“大英帝国”其实与我们面对的中共完全不在一个层次：英国的“总督制”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认识印度需要通过宗教，认识中国却需要通过“暴力”——鲁迅所说的文化意义上的“吃人”实际上是政治意义上的以“暴政”为基础的“暴力”吧。

人们说东欧持续不断的民主运动根源于其特定的历史地域特征，即使在“布拉格之春”后在苏联的高压下也同样表现出它的某种连续性，并认为作为民主运动的类似连续性在中国几乎没有（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在1989年前那些历史时期，1989年是个分界线）——这是因为东欧不算太长的历史中却有一个较长的民主历史阶段，更重要的是作为隔壁邻居的西方就在它的家门口随时招手求爱，这样的魅力是柏林墙所无法真正阻挡的。

这也就是解体的苏东和未曾解体的暴政中国的区别——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一切运动最后都是以中共的暴力收场，对“体制内反抗”如此，对“体制外反抗”同样如此；自1989年以来，中国的民主运动走上了自己的正途：在无可避免的面对中共极权和暴力的情况下，“非暴力不合作”面对的是中共的“暴力不合作”，民主运动采取了“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自觉的“不越界”和保护自己，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决定了这样的选择。而有志之士们在专制的冷血镇压下前赴后继，可歌可泣，“血肉之躯磨钝了专制的屠刀”，在专制和反专制的抗争和搏奕中，开创出在共产极权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新的新篇章，虽然它远没有达到1989年前多次运动所达到的高潮，但它的脉络却延续到今天，它在“低潮”中前进着。

“非暴力不合作”在今天的中国已从简单的一个口号而沦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对它的解读可能需要专文），这也是民主运动的功劳之一；而“暴力抗法”则是中国各种矛盾尖锐和集中化的表现。两者其实是社会生活中连系在一起的。当消极的“非暴力不合作”已达到忍耐的极限的时候，“暴力抗法”就产生了。

近年来，“流血事件”屡屡发生，“暴力抗法”成为中国“一条最靓丽的风景线”，吸引着国人乃至世界的眼球；特别是近一年来，以“瓮安事件”为标志，“暴力抗法”呈现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强烈度——不管是在次数还是在性质上，其“暴力”强度或血腥度均为以往所未见，尽管这些单个的“暴力抗法”并未对中共的统治基础有根本的撼动，但它对社会的“同感”和“共振”效应必定会成为中国当下不可忽视的“危险公共事件”，它的反抗体制的政治意义也明显的凸显出来。

“杨佳事件”之所以得到无数中国人的广泛同情的根源就在这里。作为体制的代表，被杀死的警察诚然也有不幸，但杨佳的快刀与其说是指向警察不如说是指向这个体制：被长期漠视的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极权社会找不到任何一个渠道表达：政府不是杨佳者们的，传媒不是杨佳者们的，连居委会也不是杨佳者们的，一切可能的公众舆论都沦为极权和权贵的助手和帮凶；一切善意的主动“和解”（只是为了争取那少得可怜的一点权利），都会遇到极权的冷漠面孔。一切的“说法”不是借口就是推托，总之就是“不给你一个说法。”杨佳的快刀决非轻易出鞘，它乃不得已而为之。

作为“暴力抗法”，血性方刚的青年杨佳当然不会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效尤。中国人在面临极权的“不讲道理”时，他们多半会先去寻求“道理”或“说法”，中国人民是“善良”和“勤劳”的，如果他们还可以勉强生存的话，但中国人民也是“勇敢”的，如果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被剥夺殆尽的话。而在后极权的今天中国，中共却正在演绎那最后的剥夺——先是剥夺了城市，现在又开始到农村，那早已“沦陷的家乡”面临着权贵资本的最后的疯狂。杨佳会死吗？

依附在杨佳身上的此次社会“签名”和公义又在等待着消声匿迹，“刀客不朽”的旗帜肯定也已被没收，而刀客也正在等候着那最后的“一声叹息”。有的消失，有的却留下。那改变了杨佳的“暴力抗法”看来永远不会匿迹消声了，“地火运行的声音”正在接近，死不死一个杨佳，那“法”都到了不得不抗的时候了。谨以此文悼刀客英雄杨佳。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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