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6日讯】2008年下半年开始，自四川地震以来，成渝两地的罢教风潮，越来越多，从郫县到绵竹，再从永川再到渝北，到处出现教师罢教的风潮。官方当然只是灭火思维，视任何火苗为寇仇，而不分析其中的因由何在，其权利为何受损。事实上，教师（大部分高校教师在九十年代以后已经成功收买）特别是许多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师中特别一些贫困边缘地方的中小学教师，其惨窘之状，《南方周末》曾经作过报导，兹不赘述。
但这次发现罢教风潮之地，并非完全是贫困的地方。郫县离成都相当近，经济不差，“金温江、银郫县”的口头禅绝非虚语；绵竹在地震前其财政收入位列全省三强县；渝北在重庆直辖后其表面发展速度令人瞠目，其财政根本应不困难；而永川作为渝西经济重镇，这几年重庆的投入也应该不少，也就是说这两地在重庆市所辖的区县都算比较好（我家乡酉阳就更穷）。但正是这些比较好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教师为争取自己权益的维权罢教行动。这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表明越是发达地区的老师，其权利意识愈加高涨，另一方面愈是发达地区，一般公务员与教师之间的工资收入，有越来越拉大的趋势，这拉大的趋势有拜政府财政政策之赐，政府花尽力气稳定普通公务员，公务员尤其不少官员各种莫名其妙的收入，多到他们都无暇计数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教师的工资及其相应的收入却基本上只有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二、或者二分之一，甚至更少。同样的养家糊口，同样的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但不同的收入，其承受能力之普遍差于一般公务员，是显而易见的。这次金融海啸暴发，美国等国家都适时适当地在裁减公务员，冰岛甚至是国家破产（但民众并不惊慌。国家是否该破产得另题探讨），减少公共行政开支尤其公务人员的工资支出，来为振兴该国经济出力。但在中国不仅没有裁减公务员的迹象，而且到处还在招聘各种公务员，大家挤破脑袋也想挤进去。中国的吃饭财政有不少为公务员所占，更有不少为官员所贪，这必将在全球经济重创中，给中国经济带来更为难以预料的打击。
古代由于信息不发达，哪怕一地方有点事也不容易引起连动。准确地说，无论是罢课、罢教还是罢工等行动性维权方式，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权利意识的高涨、信息传达的速度，都是前现代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我们研究民国的历史，风潮出现得最多的一是学校，二是工厂。学校一是学生容易罢课，二是老师会出现罢教，老师和学生其受教水平和权利意识，在中国的民众普遍的权利意识比较差的情况下，可以稍微高出一筹，这样的条件，可以说命定学校必是事情多发地；其次是工厂，因为工厂的劳资关系太过直接，资方与劳方互相缺乏长久的预期，双方的利益由于博弈力量的悬殊，致使工人只有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罢工是运用得比较常见的一种。共产党是利用学潮和工潮起家的老手，现存的由共产党领导下书写的全部工运史（如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大写印刷工人的觉悟）和学运史（没有一所学校在写校史时不夸耀自己的革命斗争历史），没有一部不是夸耀自己功业宏大的革命历史。学运和工运，当然其中有争取利益的部分，但其中的职业工人和职业学生在其间的捣乱，共产党的工运史和学动史亦间接透露了他们在其间的胡搞。军事发展壮大的同时，辅以工运和学运，再加上国民党必须正面迎击日本的侵略（当然还有国民党自身的腐败），还有诸种共产党传媒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的确不想马上实现宪政的国民党哪有不败退的道理。
对于学潮、教潮，民国许多知识分子虽然理解，但有理性的态度。蔡元培先生著名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是其著名的口号，胡适先生几乎是他的同调。胡适先生一方面同情乃至高兴学生权利的觉醒，但他也不希望动辄搞成政治风潮。对学潮、教潮都有一种理性地态度，1922年左右胡适等人与北京八校为自己只能拿很低工资（有时没有，有时只有两成，有时又稍补发一点，总之没有定准，连胡适的日记都记有，今天得了亚东图书公司寄来的一百元，终于可以过一个节了，其他可想而知），他们当然是理智争取自己的权益。通过教授评议会、职员代表大会、八校教师联合团体等一起发出呼吁，一起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传媒也公开报导。当时的北洋军阀，不可谓不重视（盐款、关税甚至开辟荒土），“今日《顺天时报》，载绥远边境之五当抬（即庙街之称呼），有荒土二千余顷，原归绥远都马福祥直辖。蒋梦麟等，于前次马福祥来京时，极力与之交涉，结果，马允提拨一千顷，以充八校基金。并由某财政家，损（捐）现款五万为手续费。将来开辟后，即此一端，足维持八校经费，绰有余裕云。”（《吴虞日记》1923年12月16日）但互相掣肘扯皮不断，终至风潮难解。
所以你看到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马叙伦、马幼渔、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钱玄同、朱希祖等当时以及现在都如雷贯耳的人物为生计奔走时，你就会知道利益悠关时，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但斗争了很久，依旧没有解决，陈独秀在南边写信责备胡适，说你一帮人真是不争气，闹嚷嚷很久还没有解决薪酬问题，这对喜欢革命的陈独秀来说是很不耐烦（胡适在日记里也说仲甫句句在理，但他却不会采取过于激烈的做法，这是他们的区别）。其中有许多教师要求罢教，但也有主张不罢教而理性索酬的老师，总之这两派意见没有统一，但他们都在为争取自己利益而努力。这里面主张罢课且行为比较激烈的人是马叙伦、马寅初、沈士远等人，此中尤以马叙伦比较突出（见拙文《吴虞与马叙伦》）。马叙伦在民国初期当过教育部次长，四九年后当过高教部长，又长期在北京大学教书，是为名教授，为争取民主自由权利，1946年反内战反饥饿在南京下关遭毒打，酿成著名的“下关事件”。马叙伦可谓一个勇敢的人，当然这些勇敢都是在万恶的民国万恶的旧社会。四九年还没开国时，他在崇拜的同时就感到味道不大对了，于是写诗词歌颂万岁毛泽东（以后会专文谈马叙伦在四九年后的表现）。
名教授、民国时代教育部次长（副部长）、中共高教部部长马叙伦就曾经是罢教和争取民主自由权益的高手，这说明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错。我认为四九年后的中国人，积六十年的高压，都比民国时期的中国人要驯良许多，老师也不例外。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很难出来罢教，强烈呼吁官方应该实行教师工资与公务员工资平等（按道理讲教师工资应该略高）。不要老指望老师理智，民国有理智的老师有理智的胡适有理智的蔡元培，那是因为连北洋军阀这样后来被宣传得很滥的政府，都有相当的理智（你也许会说三一八惨案，没错，为这事后来怎么处理的，有多少人为此终身忏悔，有几人知道？四九年后发生的有多少，有多少你知道？）政府不理智不要指望民众理智。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倡导大家不理智地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是首先从政府开始要理智，有一个理智的政府有公正的做法，国人包括教师总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如果让欧美人来适应我们的政府，不知政府能够稳坐几天？政府应该理智、公正、透明地解决老师的薪酬过低的问题，任何借“大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万世师表”来忽悠他人的利益，都是愚蠢行为。因为老师只是公职员的一种（虽然有一定特殊性），但把道德重压加到他们身上，是一种身心摧残和权利剥夺。我主张各级政府重视教师的诸种正当利益，切不可等闲视之。因为教师罢教所影响者何止只是学生、家长？所影响者乃整个社会。任何不解决教师实际问题的打压，都是对问题的回避，最终会因此出现更大的问题。
2008年10月25日9：06分于成都
──转自冉云飞博客(//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