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义学位于板桥林家花园旁，仅一街之隔而已。从林家花园的出口走出来，没走几步路，横越文昌街，就来到了这间建于清朝同治12年（1873年），已被列为国家三级古迹的书院。

历经一百二十多年的岁月，今日的大观义学，功能不变，仍是作为教育的用途，门口的招牌写着“大观幼稚园”。我到访的时候正值上课时间，大门未开，大门旁侧的铁栅门也紧闭着。

走近铁栅门，发现门未上锁，轻推一把，铁栅门缓缓向内移动。我轻步踏入时，却瞥见十几公尺外的庭院内，警卫的眼光正注视着我。我微笑以应，先用手比着胸前的相机，然后再指向大观义学；警卫会意地微笑点头，欢迎我进来参观古迹。

庭院中央竖立了一座孔子的雕像，显示这是一处教育机构。大观义学祭祀文昌帝君，也供奉孔子牌位，所以既是书院，同时也兼有孔庙的色彩。义学的建筑雅洁，红瓦燕尾，砖砌屋墙，石材基座，无一般庙宇的华丽，也无香烟袅袅，宛如一般民间的祠堂。堂前屋檐下左右各悬挂一排灯笼，各着写“至圣先师”、“文昌帝君”。

义学的正门紧闭，只能从左右侧门进出，这也是一般孔庙的风俗，侧进侧出，以表尊敬之意。进入后，右侧墙壁有落款为同治12年的《大观义学碑记》，述说大观义学的源起。

大观义学是当年由板桥林家捐地捐钱兴建的。义学所在之地，可以远眺大屯、观音两山对峙，因取两山之首字，命名为“大观义学”。“大观”与“大官”谐音，亦与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相符。此外，“大观”又有视野、见识、胸襟广阔之意，对于当时处于族群对峙、械斗阴影下的板桥人来说，亦深具意义。

大观义学的成立，起因于咸丰9年（1859年）的漳泉械斗。这场大械斗遍及大台北盆地的板桥、中和、万华、士林一带。双方厮杀激烈，板桥林家的家丁师傅徐才（徐元帅）也在这次的械斗中身亡。这场流血冲突至次年（咸丰10年），双方才收兵和解。

虽然漳人、泉人暂时和解，冲突稍缓，但仍存心结，乃至于彼此之间，婚丧喜庆，互不往来。林本源为板桥地方望族，为了化解漳泉之间彼此仇视的心理，第四代掌家的林维让，破除情面，将妹妹许佩给泉州籍的举人庄正。同治2年（1863年），林维让、林维源兄弟与庄正共同创立“大观书社”，在书社里，以诗文会友，增进漳泉之间的交流，化解彼此的成见，以促进地方的和谐。

同治12年（1873年），“大观书社”更扩大为“大观义学”，由板桥林家出钱，教育漳泉子弟共同习文，以促进族群融和，义学的成立，也使板桥的文风日盛。据《台湾省通志稿》记述，当时台湾各地的义学，规模及设备完整，且成绩可观者，以淡水厅芝兰一堡的芝山岩文昌祠义塾及枋桥街的大观义学最为著名。

大观义学的设立，不仅带动板桥的文风，亦逐渐消弭漳泉之间的隔阂。虽然旧仇宿怨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和解之路也非三年两载能竟其功，然而诚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德高望重的漳泉领袖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便逐渐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效果如何？义学设立之后的一百一十七年，祖籍漳州的我，娶了泉州女为妻，亲身见证这了这一族群融合的历史效果。以我自己的家庭内观察，今日漳泉之间偶尔仍会有口角，但械斗的遗风已不复存在。对于大观义学，则不能不存有感念之心。

走出大观义学，沿着北门路走，左转文化路之后，便来到板桥国小的校门前。板桥国小校园内有另一处国家三级古迹－“枋桥建学碑”。来到校门口，正想询问校警时，就望见校园大门内的右前方，竖立着一块巨碑，正是我要探访的建学碑。

板桥国民小学的前身是“枋桥公学校”。最初，日本人在板桥设立公学校，就是设于大观义学之内。后来，校舍逐渐不敷使用，于是板桥林家再捐出板桥国小现址的土地，并捐钱协助兴建新校舍。板桥林家热心公益，资助兴学，得到台湾总督府的嘉勉。明治41年（1898年），台湾总督佐久间佐马太特颁立“枋桥建学碑”以表彰板桥林家的贡献。

枋桥建学碑高3公尺，宽165公分，是由当时著名书法家日下部东作所书，碑文字迹秀丽。碑文历经百年岁月，风霜满面，字迹多已模糊难辨，而其间又经人为破坏，碑石上的日本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及日人姓名都遭到涂毁破坏。碑石背后则已竖立新的解说牌，详载碑文内容。

从碑文中得知，立碑当时，台湾总督府已在全台设立了二百二十八所学校。日本人引入新的教育制度，始自1895年。日本据有台湾之际，随即设立第一所学校于士林芝山岩惠济宫内的“文昌祠义垫”，名为“国语传习所”，开始招收台湾子弟学习日语。当时地方未靖，次年初，陈秋菊等率抗日兵勇袭击台北城，士林地方人士亦群起响应，袭击芝山岩“国语传习所”，杀死六名日籍教职员，震惊日本当局。事后，日本人在芝山岩竖立碑纪念，并设立芝山岩神社，从此奉芝山岩为教育圣地。

日据初期，台湾人仍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多不愿送子弟进入国语学校学习日语，仍进入私塾接受汉文教育。总督府设立的公学校，初期招生并不理想。据台湾作家吴浊流的传记所述，这种趋势一直到大正时代（1912年）才逐渐扭转过来。多数的台湾人逐渐体认到时代已不可逆转，学习国语（日语）才有出路，于是纷纷送子弟进入公学校就读。从此公学校的就学率逐渐攀升，台湾的识字人口也随之提高。

日据时代教育的普及，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出生于三芝偏远山区的杜聪明先生受惠于这一现代教育制度，并得之于日籍校长的关照，后来成为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我的父母亲也在日据时期完成了公学校（小学）的教育。日籍教师也当中也不乏热心于教育者。就我个人经验所及，一直到二十几年，我的母亲都还定期参加小学同学会，以招待小学时的日本籍导师来到台湾游览。这样的小学同学会持续举办，一直到这位日籍导师过逝之后才划下了句点。

而即使我们的生活经验里不乏这样温馨的小故事，日本时代的教育体系带有歧视性及殖民地的色彩，也是昭然的事实。台湾人的小孩就读“公学校”，日本人的子弟就读“小学”，彼此分开，采隔离教育。台湾人被禁止就读法政科系，只能往师范、医、农等科系等发展。教育行政体系之内，各级学校校长必定由日本人担任，台籍教师无论如何优秀，升迁受到限制，而台籍、日籍教师同工不同酬，待遇相差甚多。少数日籍督学及教师更怀有优越感，歧视台湾人。台湾作家吴浊流曾任教于关西公学校马武督分教场，就因为不满日籍郡视学（督学）肆意侮辱台籍教师，因而愤慨辞职。

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知识份子因汉民族的文化认同，难免心灵苦闷，而一般百姓则或多或少受惠于日本人所实施的国民基本教育。日本统治台湾半个世纪，既是“日据”，也是“日治”，回首起来，酸甜苦辣，百味杂陈；其功与过，既不必过度否定，亦不必过度肯定，而当持平以对。

日渐消磨、历经岁月风霜与人为破坏的枋桥建学碑，而今终于摆脱纷扰，成为国家三级古迹，永立于板桥国小校园。建学碑，见证了板桥国小的校史，也成为台湾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旅游日期：2007.10.04 （写于20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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