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香港抗争记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3日讯】2008年8月1日，我和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先生从德国抵达香港机场时被拒绝入境，并被羁留，等候遣送离港。入境处意欲将我们遣返回德国。我们要求前往东京，数次交涉未果。经过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先生及梁国雄先生向港府协商争取后，港府才同意我们于8月2日飞往东京。我们在香港入境处的羁留所总共度过了25个小时。短短一天，经历和感受颇多。
1．香港入境处有黑名单
2008年 8月1日早上7点钟，我同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先生乘坐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CX521 到达香港。在入境处窗口，我们将护照交给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电脑中一查看，马上就拿出一张表格填写，随即离开工作台去附近一个房间内。一会儿，过来几个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拿走了我们的登机卡，取走了手机电池。他们说，在我们离开这里时，才会把电池还给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通话权就被剥夺了。接着，我们被带到入境处的羁留所。
谁都明白，中共国安部拟定了限制入境的黑名单，让香港当局执行。
2． 对异议人士严格审查
羁留区还有一些其他人士。但警察对他们似乎并不怎么介意，而对我们特别防范，不让我们越过警戒带。当我越过警戒线去柜台询问消息时，他们警告我，按规定不能越过警戒线。我说，我们不是犯罪份子，为什么要如此严厉管制我们。“我们没有说您们是犯罪份子。您们的事情在处理当中，按照规定，您们不能随意走动。”其间有一个负责人来索要我们的机票，并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先后询问了3次。
3． 被拒绝入境
大约10点钟，来了几个穿白衣服的警察，还来了4个穿蓝制服的警察，把我们带到小羁留区内，10来个警察围在警戒带外，气氛严肃，如临大敌。随后，两个警察向我们宣布：“你们被拒绝入境，等候遣返。”说罢，给我们每人两张中英文通知书。一张是《致乘客的通知书》，另一张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的《拒予入境通知书》。
读毕两份通知书，望着10来个警察，我心中充满了悲愤。我持德国护照去过欧美亚澳非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事，如今却被自己祖国的“自由港”拒绝入境。我问道：“你们凭什么理由拒绝我们入境？”“对不起，不是我们，是我们老板不让你们入境”。“你们老板是谁？”我问道。无人回答。“你们不回答，我帮你们回答。”我生气地说：“你们的老板就是胡锦涛、温家宝和中共专制集团。我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受中国文化熏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之所以拿德国护照，也是被中共专制集团逼出来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中共专制集团的中国。我们完全有权利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祖国。而且香港是自由港，更没有理由拒绝我们入境。我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字，但我要求你们给我留下复印件。”“你可以不签字，但我们照样会奉命遣送你。不过，如果你签了字，你可以得到复印件。”警察先生客气地解释道。我和潘永忠先生商量后决定签字。不过我们同时对他们声明两点：“第一，我们抗议当局拒绝我们入境；第二，我们反对被遣返回德国，我们要求前往东京。”“一般情况下是原机遣返，不过，你们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反映。”警察回答说。
4. 写作权被剥夺
在等待消息期间，我们多次要求打电话，他们都说，要等待上级的批准。交涉了数次后，我想，既来之，且安之，就从旅行箱里拿出手提电脑准备写作。没想到这一下极大地震惊了警察先生和女士们，他们七八个人一下围上来，几个人几乎同时质问道：“你要干什么？”“你们何必这么紧张，他只是想用电脑写东西。”潘永忠先生用冷静而略带轻蔑的口气说道。“不能写”，他们用命令语气说话。“为什么不能写。我是罪犯吗？即使我是罪犯，被判刑关进监狱，我也有写作的权利。剥夺我的写作权，就是侵犯人权，是犯法行为。”我站起来大声抗争。这一下惊动了整个羁留所的人，大家都过来围观。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负责人的口气变软：“对不起，我们没有把你看成罪犯，也不是不让你写作，只不过你们的事情正在处理当中，你能否配合一下，暂时不要写。”“好！我不会让你们为难。”我边说边收起电脑。这儿毕竟是香港，形式上是讲法制的地方，警察的素质也高。如果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内地，说不定我的电脑不被没收，也会被损坏。
5．不让看壁报
既然不让打电话，也不让写作，我就同潘永忠先生阅读贴在墙壁上的法规、报刊、报表和图片等等，其中包括被羁留者的义务和权利，羁留所卫生要求，香港边关人员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的捐款报导等。我们俩边阅读边小声讨论和评价。
“你们不能看墙壁上的内容”，一位警察过来干涉。“既然贴在墙上，为什么不让看？”我不解地问道。“那是我们内部的东西。”我不禁笑道：“既然是你们内部的材料，为什么要贴在墙上，这儿来来往往都是被拘留的人，这不是有意泄密吗？”“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秘密，让大家看看也没有坏处呀！”潘永忠先生调侃地说道。
6．押送取行李
因入境被阻，我们托运的行李一直没有取。在我们的要求下，经请示，五六位警察陪我们去取行李。职位较高的警察了解我们的情况，对我们都很客气。职位低的警察，并不知内情，可能把我们当成大陆偷渡客或其他罪犯，出于职业的本能，说话就比较生硬。去机场大厅取行李时，有一位警察用吆喝的口气说：“走这边，不要离得太远，不要走得太快”。潘永忠先生忍不住对他说：“你为什么用这种语气说话？你换一种语气说话就会好得多嘛！我们是从法制国家来的。”“你们是从台湾来的？”他好奇地问。“我们是从德国来的。”潘永忠先生回答。“你们去德国多少年了？”“快20年了。”“啊！”他说话随即变得很客气。整个气氛马上就缓和了。沿途我们随便聊天，比较欧洲、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在行李传送带旁边，只剩下我和潘永忠先生的两个行李箱立在那儿。
7．三次严格搜查
行李取回来不久，来了四位全副武装的边防警察，对潘永忠先生和我先后分别进行了搜身和行李检查。搜身时每个口袋都要掏出来，比登机前的安检还要仔细得多。我说：“你们需要这样检查吗？我们登机前就通过了安全检查，到香港还没有出关。”“对不起，这是例行公事。”他们回答说。搜查行李箱时，每一张纸、每一支笔、每一件衣裤、每一个衣兜、每一双袜子、每一件电器、行李箱夹层等等，他们都进行了难以想像的检查。
这波检查以后不久，又来一拨人搜查。潘永忠先生说：“刚才不是搜查过了吗？怎么又要检查？”“对不起，我们是不同的部门。按规定各个部门需要独立检查。”“我们是文弱书生，不值得这么小题大做。”我说。这次检查也比较仔细，但没有第一次搜查严格了。
后来，我们被允许会见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先生和梁国雄先生以后，再回到羁留所时，又被搜查了一遍。理由是，凡离开羁留所，再回来时都要重新检查。尽管我们会见两位议员时，一直有数位警察跟着。
不过，我还是感受到香港警察同共产党警察之间的巨大差别。我的行李箱里面有10盘《蓝潮之三》（2007年布鲁塞尔民运大会——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记录片。他们搜查时当然看见了，还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电脑光碟。他们也就没有继续检查光碟内容。因为香港受英国长期统治，毕竟有法制和自由的传统。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光碟里面是否有“反动内容”或“黄色毒素”。1989年6月7日，我从西柏林去东柏林，因为身上带了一些关于六四屠杀的中英文资料，被东德共产党的边关警察搜查出来。他们惊恐万状，拘留审讯了我3个多小时，没收了全部资料。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边关警察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专制统治者，最恐惧的就是自由民主信息的广泛传播。东德共产党早就土崩瓦解了，中国共产党还能撑多久呢？
8．同仁和媒体大声疾呼
经过多次交涉，大约11点，也就是我们被拘留4个小时左右以后，我们终于被允许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向香港同仁讲述了我们被羁留的情况，感谢他们迎接和救援我们，并让他们广泛通知媒体和记者，以及民运界、传媒界和出版界的各位同仁。我特别强调了几点：香港入境处是根据中共国安部提供的黑名单拒绝我们入境的。我们是持德国护照的异议人士，在德国、香港、中国和全球都没有任何犯罪记录，香港当局不让我们这样的人入境，说明香港已经不再是自由港。我以前都可以自由进出香港，但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夕被拒绝入境，说明北京奥运不仅没有导致人权改善，反而引起中国，包括香港的人权倒退。中共曾许诺香港的自由制度50年不变，香港才回归10来年，在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和海关等各发面都受到中共全面控制，说明一国两制已经破产。中共的许诺是欺世之谈。港府配合中共黑名单拒绝异议人士入境的措施违背一国两制精神。入境处对我们采取了有罪推断的态度，这从根本上了违背了法制原则。现在香港当局完全屈服于中共专制集团，这会破坏香港已有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对整个香港的发展和前途是极为不利的，对全中国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也是不利的。本来香港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和民主化的龙头，结果香港不仅没有带动整个中国的民主化，自己的自由也遭到了扼杀。
我打电话时，一直有警察在周围，少则几个，多则10多人。他们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没有进行任何干预。香港警察毕竟不同于中共警察。中共警察绝对不可能让“敌对分子”如此自由地进行“反动宣传”。中共屠杀“反革命分子”时，通常用绳子勒住他们的嘴，以防他们呼喊“反革命口号”。张志新被杀害时，甚至先被割断喉管。中共最缺乏的就是人道。
我不打电话时，也同警察随便聊天。我对他们讲：“入境处最高级的官员是三星级，同赵紫阳相比，都是芝麻官。赵紫阳是中共总书记，只因反对六四屠杀，就被软禁致死。中共今天不让我们入境，是侵犯我们的人权。明天中共也会侵犯全体香港人民，包括你们的人权。”
9．不愧为法轮功修炼者
进入羁留所的人，绝大部分都愁眉苦脸。但我们看到一位年轻女士却笑嘻嘻的，彷若无事。我们就去同她聊天。她问我有没有读过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报，有没有退党。她还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退出共产党，共产党很快就垮掉了。”她说到这里，我已明白，她是一个法轮功学员。我就说：“对！退垮共产党这个口号，就是我最早提出来的。”“啊！”她很吃惊。“我2005年3月在悉尼九评共产党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就是《退垮共产党》。同年4月份在纽约声援百万人退出共产党的集会上，我又作过《共产党气数已尽》、《百万人退出中共，十亿人废除专制》等演讲报告。”后来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民运和法轮功的事情。她是和朋友来香港游玩的，朋友都过关了，她被扣留下来。她已是第二次被遣返了。她还告诉我，曾有500多个台湾法轮功学员被香港当局暴力遣返，将他们用毯子包起来，强制送回台湾。
10．坚决抗议暴力遣返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去同海关警察交涉。我说：“我们已经多次声明，我们要求去东京，不同意返回德国。无论从法律上、人道上，我们都是站得住脚的。但你们至今没有答复。你们是否想拖延时间，到时候强制遣返我们。”“不是，我们早就向上面汇报了你们的要求，但还没有回复。”我就质问他们：“听说你们用暴力手段强制遣返了5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修炼人，讲求真善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你们为什么要用暴力遣返他们？你们这样做，良心何安？”他们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警告他们：“如果你们胆敢用那种手段来对付我的话，我会以死相拼，除非你们割断我的喉管。”他们马上摆手说：“不不不，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11．律师和议员交涉最有力
下午4点多钟，何俊仁先生和梁国雄先生来到香港机场羁留所同我们会面。他们两位都是香港立法会议员，是很有名望的人士，而且何俊仁先生是律师、香港民主党主席。我们被允许暂时离开羁留所，在入境处的一个小房间内单独同两位议员商谈。我们协商了两个方案：首先是争取入境，在机场旅店过夜后转飞日本；如果不行，就要求在羁留所禁区过夜，第二天早上乘坐我们已经买好机票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东京。两位议员还打了电话给港府有关负责官员。随后，由何俊仁先生出面同入境处官员交涉。交涉后还等待了一段时间。因入境处还需向上司请示。后来，入境处终于答复，不遣送我们回德国，同意我们飞往东京，但不能出关，只能在羁留所禁区内过夜。不过，入境处说，他们还需同西北航空公司协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中共指使入境处设下的一个陷阱。
12．中共妄图干挠和破坏东京民运大会
中共非常清楚，我们去东京的目的是参加8月4日至5日召开的“第三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在柏林和布鲁塞尔召开，两次大会都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代表参加，包括民主国家和地区的议员、政府官员、人权专家、民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等，以及中国大陆、北朝鲜、新加坡、越南、缅甸和老挝等专制国家的民运人士。大会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我是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的理事长，潘永忠先生既是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也是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的秘书长。我们两位都是“敏感人士”，所以中共竭力阻止我们去东京，其目的是干挠和破坏东京民运大会。
13．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既然港府同意我们去日本，而我们早已买好8月2日早上8点10分从香港飞往东京的机票，按常理说，事情已经了结。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说，中共阻止我们去东京参加民运大会的心并没有死。在一个障碍被克服以后，他们又设置了新的障碍。
晚上9点多钟，羁留所负责人通知我们，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拒绝我们登机，如果我们要去东京，必须另外购买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机票。我不相信他们的话，要求他们出示西北航空公司拒绝我们登机的证明。他们回答说，西北航空公司不愿意出证明。我请他们们写一个证明，说明西北航空公司拒绝我们登机，他们也拒绝了。我们要求直接同西北航空公司交涉，他们不同意，要求我们马上决定是否另外购买国泰航空公司的机票，否则，我们只能乘当晚11点多钟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回德国。他们的底牌终于露出来了，说到底还是要阻止我们去东京。于是，我打电话给何俊仁先生。何先生认为，他们阻止我们登机，毫无道理。如果西北航空公司不出具证明，要争取让入境处出具证明。实在不行，就另外买国泰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了东京再说。岂料，在我们同意买国泰航空公司的机票去东京时，国泰航空公司却向我们索要高价9000港币。经过交涉，最后我们每人付了662欧元，大约相当于7800港币。
我们原计划8月6日从东京返回香港。在香港滞留3天，8月9日飞回德国。如今港府拒绝我们入境，所以，入境处要求我们更改香港至法兰克福的机票日期。经过协商，确定我们8月6日21点乘国泰的航班抵达香港，23点30分乘国泰的航班飞往德国。后来我们才知道，甚至连这样的过境安排，中共也不放心。
14．胡锦涛、温家宝、中共专制集团和香港当局对不起我们
8月2日早上8点过，我们才离开羁留所。离开时，警察将手机电池还给了我们。但我们的护照则由警察拿着，同其它有关遣送的材料放在一起。3位警察“护送”我们。3位警察先生对我们都非常客气。对于我们不能进入香港，他们一再表示“很遗憾，对不起”。沿途，我抓紧时间同他们谈香港和中国的自由民主。我说：“作为边关工作人员，你们必须奉命行事，我们表示理解。但我必须提出，希望你们善待一切异议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我也敬请你们转达我的呼吁，希望香港当局不要完全听命于中共专制政权，不要让香港的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和边关等被中共专制集团直接控制。这样会破坏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只要香港当局的所作所为没有违背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合法的，并不是要听命于中共政府才是合法的。”我还对他们讲：“你们应当同香港所有的有识之士一样，敢于起来向中共专制集团说不！敢于保护香港已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把香港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的样板，让全中国向香港学习。香港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龙头，还应当是中国民主化和人权保障的龙头。”
我们被递解出境，却也“享受”一下不排队的“特权”。我们径自到了登机口。警察先生将有关材料及我们的护照一块儿交给了机组人员，然后同我们握手告别。他们再次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不是你们对不起我们，是胡锦涛、温家宝、中共专制集团和香港当局对不起我们！”
15．后记
参加了8月4日至5日的东京大会之后，我们于8月6日下午到达日本机场，本来要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经过香港转机飞往德国，但香港方面借口香港有台风，迫使我们改乘日航的航班经巴黎飞往德国。8月7日中午，我们到达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结束了这次香港日本之行。
我们将把北京奥运导致中国和香港人权倒退的情况向德国议会和欧盟议会等通报。我们将向全球民主国家呼吁，不能坐视中共步步扼杀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不能对中国人权的恶化熟视无睹。
2008年8月12日 写于 德国 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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