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1日讯】9月28日下午，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在艾士菲天主教俱乐部举办研讨会，主题为“看毒奶引发国际风暴，探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会议由作家施国英女士主持，中国民联阵澳大利亚负责人程哲、公民力量悉尼站站长胡尧、前湖北“六四”学运领袖冯海光、中国问题专家陈弘莘女士、人权活动家陈用林、中国和解智库发起人之一丘岳首博士、中国宗教及政治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孙立勇等二十多人出席。

会议重点探讨了毒奶事件深层次原因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出路。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毒奶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专制与畸形市场经济结合的今日中国，大规模人祸持续不断，越来越频繁，表明社会已经陷于深重危机。经济上的虚假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文化和心灵的荒芜，中华民族整体遭受严重摧残。与会人士指出，结束系列人祸的唯一出路是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尽早实现民主化。与会人士希望毒奶事件能促使更多国人猛醒，中国知识阶层在此次事件中有不少人勇敢发言，但仍有大量的所谓精英继续麻木不仁，他们必将愧对子孙后代。

造假的根源在于制度

程哲首先介绍了三鹿毒奶事件的简单经过和最新发展。他说，中国以前有毒米、毒酒、毒肉，有毒食品层出不穷。中国社会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可谓伦理全面崩溃。中国全民逐利，司法腐败，为10%的利润就可以下毒，置买主生命于不顾。这归根到底是制度本身问题。

施国英说，中国全民造假从根本上讲是制度上的问题。四川大地震中，到底有多少学生因学校豆腐渣工程夭折，官方迄今没有公布。这是典型的假冒伪劣，中共当局刚开始声称要追查，雷声大雨点少，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孟学农在萨斯事件中被免职，风头一过，易地做官。中共当局对历史造假，隐瞒真相，反右、抗美援朝、六四屠杀等等无不隐瞒欺骗。造假成了全民性的潜规则。

华文媒体编辑倪先生说，造假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这是民族的灾难。中国造假文化蔓延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中就有很多假侨领（实为中共线人）、假企业家。意大利的商品是信誉象征，英国人是诚实的代表，中国人是撒谎者。中国人现在造假升级，与高科技结合，造假成为一种技能。三鹿集团被定为“国家级科技中心”，得到中国政府的吹捧、认证和推广，实质是造假中心。造假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普遍手段。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造假文化的渗透。许多中国有毒原料和产品绕道台湾、香港，挂上台港的牌子出口海外。造假文化对中国人形象造成巨大损害。

记者罗娜提醒大家，澳大利亚大的超市有很多产品原料来自中国，但挂上澳洲的牌子。澳大利亚政府以前对含奶量低于10%的中国食品并没有认真跟进检验，现在查出澳洲进口了含三聚氰氨的小熊饼干。还有中国向10多个国家出口化工人造奶“奶精”。中国有毒产品毒害的不止是中国人。

陈弘莘说，三鹿毒奶事件波及整个奶业，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究竟有多少不法分子？中国政府开始时声称，个别奶农添加三聚氰氨，后来改口说不法分子加毒。其实最大的不法分子是中共自己。整个生产销售都是在中共当局操控之下，三鹿是中国的政府品牌产品。她认为，毒奶事件给中国带来三大危机：一是中国百姓再也不敢相信民族产品，二是对政府管理机制不再信任，三是不再相信司法公正。在萨斯大灾中失责的官员竟可以到山西作官。中国百姓相信政府的代价是巨大的。改革开放，经济的确增长了，但民族主义狂热上升了。三鹿打着国家优质免检产品的幌子欺骗国人，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关。北京成功举办奥运在国际上的影响远远不能与毒奶事件的负面影响相比。

孙立勇谈到与一位曾经在国内做化学试剂的工友聊起毒奶事件的情况。该工友称：他在国内时是卖化学试剂的，其中一项业务就是在饲料出售点对农民进行技术辅导，辅导农民事先往饲料里添加青霉素一类的抗菌素。猪容易得传染病，每天吃这种饲料，猪从出生到进入屠宰场，一生都不会生病的，但这种猪肉农民们自己是不吃的。有毒猪肉可能是中国另一个潜在的大的问题，期待大家关注。

胡尧说，许多人回中国都会病一场。中国食品几乎没有什么无毒的。海鲜产品密集饲养，饲料中加抗生素、激素。用氰化钾毒死的猫狗喂养大闸蟹。粉丝必须用吊白块。只要不马上毒死人，什么手段都敢用。本来牛奶掺水就不对，现在还要高科技作假掺毒。中国的质检部门官员最喜欢有毒食品。有毒，就有油水可捞。中共当局对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是对经济少管或不管。管得越多，百姓越倒霉。中国空气有毒，食品有毒，衣服有毒，家具有毒，到处是毒。

唯一出路是结束专制，早日实现民主化

丘岳首说，汶川惨剧刚过，又发生毒奶事件，层出不穷的悲剧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深层的制度原因。子民公民化需要一个过程可以“慢慢地着急”，但制度民主化却是中国问题的当务之急。我相信中共许多高层官员也看到问题所在，他们也喜爱孩子，但在目前的制度下他们无能阻挡毒奶这样的罪行。如此大规模地伤害儿童如果发生在澳大利亚，绝不是撤办几个官员就能了却的事，可能整个政府都得改选。澳洲的政客为了争夺儿童父母的选票，出台了无数照顾儿童的政策，并不是他们特别地喜爱孩子，而是先进的政治制度逼迫他们不得不关照孩子。制度比人强，民主制度是人类的智力所能够设计出来的最普遍最有效使公权力的行使受监督制约的制度。对于为谋利连儿童都敢毒害的现状，光强调道德重建是不够的，关键在改制。起码要立即试行县市一级的直选，建立真正有效的相互监督机制，让不同的政治力量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陈用林说，中共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族灾难，许多知识精英遭到屠杀和迫害，百姓被洗脑，民族文化和精神被彻底摧毁。有人说中国在逐渐进步，他看到的是思想的倒退，道德的沦丧，民族失去灵魂。中共洗脑教育使中国的思维是扭曲的。中共每次总能把一场场人祸转化为自身执政的新的道德资源。他认为，要拯救中华民族，必须结束中共专制。目前，可以从精神觉醒方面着手：一是推广宗教信仰。一个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二是提高国民的人权意识。三是知识阶层要鼓起勇气，学习杨佳精神，挑战专制。这个民族一直跪着哪有出头之日。

冯海光表示，毒奶事件起源于中国畸形的市场经济。中国政权是权力本位，一切都是为了稳定中共的统治地位，民族主义也是为中共专制服务。中国人人为钱，为GDP增长，是中国当局默认的。当局对四川大地震不进行反思，反而进行消音。他相信，这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为中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灾难性的契机。慈禧太后还要搞立宪，中共却连探讨政治改革的姿态都没有。灾难是专制统治走向灭亡的重要过程。

华人李先生说，中国的问题是何时揭竿而起的问题。中国政府完全丧失信誉，明知牛奶有毒，为了奥运宣传，故意拖延三个月才被逼公布真相。中国孩子的生命不值钱。四川地震明明有预报，却不通知百姓，还要辟谣，人民生命被视如草芥。因此对中共政权不是改良问题，而是要彻底地予以否定。

陈弘莘认为，悉尼民主平台可以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为国内百姓争取言论空间方面。她说，以前有很多人把中国的希望放在中产阶级的扩大和发展上，中产阶级承担公信力和传播公德的角色。但毒奶事件后，她发现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是完全不可信任的。三鹿集团的专业阶层失去了良知。

施国英说，舆论监督十分关键。经过1100多道检测程序，竟然没有检出毒来。但奥运会用奶就无毒。真的是“宁赠外邦，不予家奴”！9月11日上海一位记者首次提及三鹿，才引出这个爆炸性新闻。媒体监督很重要，争取媒体自由是中国民主化的第一步。有了媒体自由，官府和奸商就不敢为所欲为。

研讨会历时3个半小时。

二OO八年九月三十日

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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