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5日讯】中共成立后不久，它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就告诉它：“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为此，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中共领导的农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从来就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有时甚至比较尖锐，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却将地主与农民的这种关系歪曲为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别有用心地抹黑农村乡绅的形象，在农村制造阶级仇恨，挑起阶级斗争，煽动暴民造反，杀地主富农，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人为的制造和挑起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一般说来，中国的传统乡村里都包含着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个是地主了，或者讲叫士绅。另一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后一种人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主体之外，参加不了任何意义上的村社治理，而且通常都是乡村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的学者把他们命名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在乡村平静如常时，没有这个力量的发言地位。
为了打破传统的乡村秩序，中共赖以发动农民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由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凭三寸不烂之舌，聚集流氓无产者彻夜谈心，向他们灌输诸如“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地主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你这儿剥削去的，”以及“造反有理”等一类“革命思想”，挑起乡村痞子们对富户士绅的不满和仇恨，钩起他们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试想，对这些没有文化、头脑简单、性格粗犷、敢打敢冲、目光短浅，仅仅关心眼前一己之私利，容易随众盲从的乡村流氓来说，还有什么比名正言顺地把地主家里的大鱼大肉、绫罗绸缎夺过来供自己享有，到地主家小姐的牙床上去肆意的打几个滚更让他们感到刺激与神往的呢？！于是，不用费太大的劲，很快他们便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发动起来了，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在“农民运动”的开始阶段，一般农民都害怕出头，于是中共的农运干部便唆使“革命先锋”打头阵，捆绑地主士绅，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杀猪出谷，大吃大喝，胡作非为。眼见有利可图，场面热闹，许多贫苦农民于是也开始跟着起哄闹事。就这样，斗争地主士绅的声势越来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 “在乡村的共同体的传统作用下，这种暴力的场面会造成一种你必须置身于其间，否则连命也不保的局面，这就是胁迫。于是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被冲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中国的军阀混战到1926年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老百姓生活照旧。但自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兴起后，原有的社会架构崩溃了，暴力横行，到处是一片混乱，整个乡村陷入了血腥的赤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农会的暴行也迫使乡村中的地主士绅不得不起来反抗，以暴抗暴，以恶还恶。
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发端于广东的陆海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农运的中心很快转移到了湖南。
湖南农运始于1925年春天，到1927年5月达到高峰，其时全省农会会员人数号称有200多万。湖南农运兴起不到一年就开始失控了。各地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无所顾忌地揪斗枪杀乡村中的地主士绅，还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农会不仅夺了乡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而且把各县的政权机构也打掉了。农运所及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发展到极端时，农会在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就这样，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闹得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他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恺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甚至连当时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给湖南农会写信求情，让他们不要把他父亲打成土豪也不管用，没几天农会照样还是砍了他父亲的头。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农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
即便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致共产国际的电文中也承认湖南农运过激了，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当年北伐军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或者与农村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农会打杀地主士绅及其家属、亲友，当然激起了他们的义愤：“老子在前方与军阀打仗，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杀我爹娘、亲友，老子不干了！”
不但农村士绅和北伐官兵不满农会和中共的暴行，许多本分的农民也十分反感农会和中共的所作所为。
为了了解农民对农会和中共的看法，当时住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曾亲自访问了当地的一些农民。他说，“有一天，我率领士兵到长沙附廓作野外战斗演习，事毕以后，士兵由团副率领返防，我乘便到一个原来很熟的农人张春生的家里去谈天。
我问：‘老张，你的东家对你怎样？现在湖南各乡村农民协会都成立了，要向你的东家清算，把他的田分给你们，还要把他扫地出门，活活的饿死，你的感想怎样？’
张春生迟疑了多时，将我引入他的内房，才低声的对我说：‘我与我的东家，相处几十年，素来相安无事，如今农民协会的一班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只有他们的世界，要我发动向地主清算，把他活活的饿死，未免太残酷了！我不能做，中国固有道德，是讲人道的，农人要吃饭，地主也应该使他有生路。我们做佃农的只要勤俭，将来都有做地主的日子，共产党这种流血的土地改革，我们农人是绝对不同意的。现在正是春耕时候，田间工作忙得很，偏要在这个时候，成立什么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整天整晚叫我们农人去开会，不到会或到会稍迟一点的，就诬为反动派，要受处罚，甚至于挨打和罚跪，共产党这种作法，实在大多数农民的内心厌恶极了！但现在的政权被他们所窃据，我们被它们所胁迫，真是莫可如何，希望你们军人设法解救我们啊！……’
说至此时，他形色上忽露出惶恐的样子，他继续的说；‘我刚才和你所谈的话，你千万不要泄漏，以免我遭受意外的祸害。’
我便安慰他说：‘你不要性急，好好的应付环境，总有解脱枷锁的一天。’
嗣后我更暗中访问许多农民，其答复均与张春生所言大同小异。至此我已经彻底明了农人的内心，是绝对厌恶共产党的。”
不久，农会的胡作非为，终于激起了军队哗变。
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得到消息，中共准备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和工会纠察队员，在各人自己家乡实行一次大屠杀，以此造成人与人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再也不能在家乡立足，从而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跑。当晚上，许克祥与湘军将领何键密谋后，率部队千余人，在长沙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一举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并逮捕中共党员及有关人员，当晚打死30余人。军队奉命即时打开牢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土豪劣绅”。这些受尽折磨的地主士绅，对农会恨得咬牙切齿，回乡后立即组织武装，疯狂报复。凡被他们抓获的中共党员、农会干部，不是受到严刑拷打，就是被凌迟处死。只要是参加过农会的，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便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长沙及其近郊，就杀了万余人，包括中共干部500余人，其状之惨烈可以说也毫不逊于之前农运的血腥。这就是当年中共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带给农民立竿见影的“回报”和“好处”。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文明礼义之邦，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与熏陶，在农村中，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地主士绅与农民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有彼此依赖、和睦共处的一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斗争。但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却人为地制造和挑起了乡村贫富阶层之间的极端仇杀，使得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轮番交替，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中共发动的“农民运动”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打土豪，分田地”。
什么是“打土豪”？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
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从建党到1927年，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直到1927年所谓“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从那时起到“长征”，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打土豪”。
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包括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可以不计。
中共进入乡村后，为了维持生存，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打土豪”。所以井冈山时期，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都要“打土豪”，
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于是到了瑞金时期，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在“打土豪”的基础上，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由于这部分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埋藏很深，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还得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为此，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把抢劫这部分财富叫作“挖浮财”。一个“挖”字，可谓活灵活现。
中共当年抢劫这部分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像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是，“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当然，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挖”富人的浮财，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抢“土豪劣绅”的，也抢农民的。
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苏区”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这种“经费模式”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此时，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中共不得不决定“战略转移”。为此，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7初又决定搞“借谷运动”，借谷60万担。这表明，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借谷”。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早、晚都不行，必须在6—9月这个时段里，拿到两期的谷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时拿，才拿得到手。所以，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借谷”到手之后，10月上旬，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这些粮食大部分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丧失了这些活命粮，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
提起这段历史，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在1934年夏天，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奔走呼号，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脚催运谷子。乡民们怎么想呢？为秋后的食物犯愁？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有没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记载，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我们只能去想像，去猜测了。”“其实，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说到底，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从来就没有。”
那么，什么是“分田地”呢？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乍一看去，景象何等美好，农民分到田地，似乎幸福极了。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苏维埃”不是合法政府，根本没有资格颁发“产权证书”，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根本不是“田契”。因此中共的“分田分地”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苦果”——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不，1934年10月，“反围剿”失败后，中共和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当地主士绅随国民党部队杀回老家之后，手无寸铁的苏区人民除了引颈受戮、血流成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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