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7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最近一期的《瞭望》杂志指出，中国的收入差距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呈逐年扩大趋势；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的收入过低，且增长缓慢。
《瞭望》杂志表示，尽管政府不断出台克服社会不公正的民生政策，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过大。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管理系教授苏展表示，这些年来中国精英式的经济发展造成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发现这个问题—
苏展：“四大差距就是城乡、地区、行业、群体的差距，这是一个现实，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应该承认，胡锦涛这个班子上来以后，确实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在1978年一直到2004年之前，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被忽视了。
当然有它的原因，也就是当时邓小平讲过，允许一小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铸成了这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间，是一种精英式的发展。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发展起来了。中国政府承认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应该指出的。”
北京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就中国的贫富差距发表点评的时候表示，收入方面的地区差别是有目共睹的，行业差距是由垄断造成的，但在他看来，城乡差别并没有继续扩大—
茅于轼：“行业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垄断造成的。要没有垄断的话，人是可以流动的。现在垄断行业的工资特别高，你想要进去是很困难的，进不去的。”
记者：“城乡呢？”
茅于轼：“城乡是一个历史原因，中国从毛泽东时候就留下来的。现在中国已经好多了，比那个时候已经强多了，那个时候农民就是奴隶啊。现在农民可以进城了，有更多的自由了。所以实际上现在城乡差别正在缩小，不是在扩大。”
记者：“茅教授，你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可是他们为什么说是在扩大呢？”
茅于轼：“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很多人都认为收入差距在缩小啦。好几个报告都讲，现在剩余劳动力已经消耗完了，所以现在的趋势是，农民工的工资在上升很快。可能你知道我办了一个保姆学校，保姆学校最近工资就涨了好快，最近这半年里面就涨了一个月25块钱。”
至于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茅教授表示，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而中国老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个差距；但是他主张利用税收杠杆来遏制这个差距的扩大—
茅于轼：“这不是某个人造成的，这是市场造成的，你很难改变它。所以你要承认这种收入差距，我觉得中国人基本上也承认这个，比较认可的。大家都说姚明的收入高，谁也没说姚明就可恶。”
记者：“姚明拿的是美国人的钱啊？”
茅于轼：“他在中国做了很多广告，这些广告大部分是中国的商品广告。不光是姚明啊，还有刘祥什么的，收入都很高的。另外，这些歌星还有主持人，收入都挺高的。如果我们对这个收入有意见的话，那你只能通过个人累计所得税来解决它。但是，现在我们的所得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税是穷人付得多，富人付得少的。”
记者：“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校正这个情况呢？”
茅于轼：“我提了好几次这个意见了，我写了好多文章，讲我们这个税收要改。 因为，我们的税是按照消费来征的。穷人的消费比例高，整个收入中间，他大部分都消费掉了；而富人的收入只有一部分拿来消费，其他都储蓄起来了；所以，结果造成了富人纳的税从比例上讲反而降低了。”
记者：“现在不是已经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2千元了吗？”
茅于轼：“他提高到2千，老早就应该提了。也不光是提高到2千，提高到8千元才对的。早先是800，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800，那时候的800比现在8千还高啊。”
茅于轼表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以及农民工收入过低且增长缓慢是一个事实，但是政府现在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茅于轼：“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的，这是谁也提不上来的，这是市场决定的工资。十七大的文件是要提高分配的公平性，你怎么提高？你拿个办法出来看看？”
记者：“政府能不能干预？”
茅于轼：“不能干预。政府干预的后果并不好。比如说，设一个最低工资线。如果这个最低工资线设得太低，等于没有一样。你设得太高，就造成了更多的失业。”
不久前刚从为中国一些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举办的MBA班讲学回到加拿大的苏展教授表示，中国企业负责人的社会公正意识有待加强—
苏展：“你每次到中国去跟这些精英接触的话，就会感觉到那些企业家包括有权力的人，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的深度去理解。
比如说最简单的，中国政府从今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劳动合同法》，你就看中国的所有企业，包括那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榜样企业，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怎么去规避、怎么去想办法钻空子，而没有意识到《劳动合同法》是解决贫富不均、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环节。
环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怎么稍微更好地保护一下弱势群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看从华为、从中国多少的企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怎么去规避、怎么去钻空子？”(//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