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4日讯】早就从网上得知出了一本《红卫兵兴衰录》，最近托朋友带来一本，一睹为快。

《红卫兵兴衰录》值得认真研读。该书由香港的德塞出版公司于2006年6月出版。作者宋柏林。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发源于北京清华附中，最初其成员以高干子弟为主。宋柏林当年正是清华附中的高中三年级学生，出身高干家庭，是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红卫兵的主要核心成员。宋柏林四十年来一直坚持记日记，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也未间断，并且保存完好。这本《红卫兵兴衰录》就是以宋柏林的日记为主体，把宋柏林自文革发动阶段即1966 年5月到宋柏林开后门入伍当兵即1968年2月的日记全部发表，另外，还选登了1966年1月到4月的部分日记，以便于读者了解文革前夕中国的政治气候以及中学生的思想动向。

在读到《红卫兵兴衰录》之前，我最想知道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在运动初期，红卫兵打老师打同学，那时他们是怎么想的。二是在中央文革提出批判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昔日天子骄子的老红卫兵们一下沦为反动，沦为阶下囚，那时他们又是怎么想的。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的日记对前一个问题给出了比较清楚的说明，但是对后一个问题却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给人的感觉是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不过回过头来再想一想觉得那倒也很自然，很情有可原。可以想像的是，以自来红自居，以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红卫兵们，当他们受到来自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必定陷入极大的困惑。一方面，他们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怀疑更不敢反对党中央。如果宋柏林能把当时的困惑、苦恼乃至怀疑都记下来，那就好了。问题是在当年，很多人是把写日记当作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的一种方式的，起码是不会在日记里无所顾忌地写下自己的那些“错误思想”以至“反动思想”。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写日记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自我审查。作者在最该写的地方却留下空白。这固然是极大的缺憾，不过这种缺憾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

读宋柏林的日记你会感到，红卫兵并非天生的恶棍。为什么许多本性并不坏的青年会在文革中干下那么多骇人听闻的坏事呢？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平庸的邪恶”。阿伦特指出，在极权统治下，许许多多普通人会做出很不普通的罪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放弃思想，拒绝思想。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远胜过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因为思想可以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所以思想对作恶有遏制作用。正如阿伦特所说，政治思想的特点就是它的代表性。所谓代表性就是说，人在思考政治问题时能够不局限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别人的角度思想。政治思想追求的是全面，忌讳的是片面。而共产党那套阶级斗争理论，强调遇事必须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以及诸如此类，恰好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思想。

这一点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宋柏林在日记里写道：“我想问题有一个很坏的毛病——钻牛角尖。特别是看人生观、革命大道理时，一钻进牛角尖就什么都吹了。我认为，钻深弄透要适可而止。什么是’可’，那就是最基本的是非好坏，丑美之分。这就没什么道理了，这就是阶级感情，阶级立场的问题了……阶级立场不同，他们对好坏的判断就会截然不同。我就像爸爸说的那样’读书越多越糊涂了。’光知道道理、推论。连最基本的阶级立场，爱憎感情都糊涂了。以后，我一定要牢记自己是革命战士的后代，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劳动人民就是我的亲爹娘，干革命就是我的本性。我要紧紧地跟着党和毛主席，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党干革命。”作者对北航附中的一些高干子弟的同学表示不满，就因为他们“’马列主义’学得太多了，学到了’辩证法’，学会了全面看问题，但是把最朴素的阶级感情，最基本的阶级立场给丢掉了。这样的人，就是修正主义的好苗子，我要严防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由此可见，作者本来是具有思想能力的，但是由于他全盘接受了共产党的理论，他甚至把自己能思想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大毛病，他总是有意识地拒绝全面性而坚持片面性，竭力地压制自己的同情心而培养自己的野蛮性。在红八月，红卫兵动手打同学打老师，作者本人并没有出手打人，然而他非但不觉得自己正确而感到安心，反而感到很惭愧，认为自己的阶级感情还不够深。

思想是人类固有的一种能力。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拒绝思想。宋柏林这本《红卫兵兴衰录》或许能给他们一些启示和警醒。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