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10日讯】尊敬的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
我诚恳地向各位领导人建议和呼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您也许会问：难道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度还不够吗？我的回答是：虽然在三位当政的时代比起毛邓时代，这些自由度都大有进步，但是离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离中国广大的民意，离中国青年人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您或许会问：在现阶段推进这些自由，会不会都是纸上谈兵，带来不稳定和混乱？如何保证推进这些自由的可操作性？推进这些自由不会危及其他事业的发展？推进这些自由对您本人，对中共，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对中国新闻、出版、网络的内情有相当了解的人，我向各位领导人写这封公开信，也可以看作陈情书，请您当作听取一个中国公民的民意–如果这个民意不仅是我个人的，而且还说出了无数知识份子、无数年轻人的心声。我相信，这方面的对话和探讨，有益于中国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有益于中国文明的发展。
四个问题：积弊丛生，怎忍坐视
问题１：宪法许诺的言论出版自由如何兑现？
如何保证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如何让这一自由在实践中具备可行性与操作性？当发生违背宪法、践踏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时有无制衡力量和司法惩治？在宪法之下，有无新闻法、出版法、网络法、电视法、广播法、电影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等等更具体的法规跟进？
我很遗憾地看到这一事实：尽管近２０年来新闻界有识之士在呼吁新闻出版立法，但是从前还是“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在公开的媒体上，“楼梯”都没响声了，这些呼吁成了新闻界的禁区和雷区。
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角度说，中国目前言论出版有一个１９９７年的《出版管理条例》，这个管理条例的第十条与第十一条，与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是有抵触和矛盾之处的。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我相信公民们都会珍惜这一自由，不会滥用这一自由。但《出版管理条例》的第十条规定：
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出版单位的名称、章程； (二)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 (三)有确定的业务范围； (四)有3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六)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编辑出版专业人员。审批设立出版单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还应当符合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
明智之士将会看出这些条款对出版单位设立的严格限制，因为仅第二条，就使许多民间企业家或有志从事新闻出版业的人望而却步。
对比满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管理方面的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以上满清时期），《出版法》（1914）《管理新闻营业条例》（1925）《出版条例原则》（1929）《出版法》（1930），这１００年来，中国在新闻出版立法方面究竟进步了多少？满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出版物基本上采用的是登记注册制，预审和追惩相结合，但不是审批制，让你根本就批不下来。
孙中山曾对民国时期内务部制定的“暂行报律”予以批驳：“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以最大的善意想：制定管理条例，而不愿推进新闻法、出版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的人们，是出于“补偏救弊之苦心“，是出于想“稳定发展”的大计，然而，这正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仅无益于稳定发展，而且“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不明了“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里”（杰佛逊）。
问题２：新闻禁令既看轻国民人格，也不利国际形象
现行的新闻出版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与公民们尤其是年轻公民们的期望相距太大。这个体制回避不开宣传部。宣传部在中国文明进程中，在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中扮演何种角色？恐怕为政者当三思。各地虽有新闻出版局，但在实际业务指导上尤其是新闻出版内容上，在各新闻出版单位领导人事的定夺上，宣传部才是真正的主管。宣传部的僵化保守已经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一块顽石。您只要看看宣传部每天给各新闻单位下达的所谓“宣传精神”，也就是新闻禁令，这些禁令禁止新闻工作者报导的领域上至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小到明星绯闻、企业丑闻，如果有好事之徒编辑上一本，留诸后世，一定会为研究当代留下最珍贵的文本，后人将会奇怪：那个年代的人们恐惧什么呢？为什么恐惧有如此之多？
这些新闻禁令，对新闻从业员的人格是一种公然的看轻和蔑视，对国民知情权和表达权也是公然的蔑视与践踏。千士唯唯，新闻界内部除了偶有的一两声抗议，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依然身怀渐进变革的雄心外，绝大多数从业员对来自上头的禁令鸦雀无声。难道这些当年立志献身新闻出版业的有志之士、才识之士都自甘堕落为权力的走卒，被权钱赎买了吗？最多有媒体高阶人士内部发发牢骚：宣传部改名“部（不）宣传”更合适。
所谓“政治家办报”的理想不可不谓宏大高远矣，说辞不可不谓美妙动听矣，然而如果连无数真相都不能披露，言论被牢牢控制时，那么人们将会看到的是“谎言家办报”“政客办报”甚至“奴才办报”。新闻界有良知的人，只渴望一个“公民办报”的环境，就够了。
在种种禁令的严格控制之下，新闻从业员的人格逐渐奴化、卑琐，这是毫无疑问的，指望以这些奴化卑琐的灵魂办出有灵魂的媒体，并进一步对国民人格有帮助，无疑缘木求鱼。
从宣传部自身来说，把自己定位为“守土有责”–消除各种杂音，弘扬主旋律，面对而今日益迫切的社会问题，面对而今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禁令，也就是靠堵的一面，来治理，可能吗？现实吗？
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言论出版状况也多有批评，莫非全是“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没有帮助中国文明进步的诚意？我们国家从自身来说，是不是应该知耻后勇，从善如流，勇于改过，融入世界文明的进步潮流中？
问题３：信息传播不畅，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发展放缓
由于不能自由成立报社、出版社，（网站的成立倒自由得多），由于报刊、图书、网络内容上来自管理层尤其是宣传部门的指令太多，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信息传播不畅，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发展放缓。
国内的学者、作家，由于在研究、著述、发表、讨论诸多环节上的限制太多，不利于社会形成高水平的共识，不利于社会理性看待不同利益与不同观点的分歧，不利于领导者们作出明智的决策，社会舆论不能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错误决策不能被有效中止和预防，整个国家和文明进程在付出代价。
新闻出版的被强力管制，不仅无益于人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也无益于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有透明的新闻监督，所谓的“上访、信访”会大量减少；甚至无益于保护干部–一个干部如果在其贪腐初期，当地媒体就能独立监督，必不至于演变成大案窝案。
这些领域而今也有腐败堕落炽烈的趋势，比如，各地所谓的“宣传精神”中，难道就没有一些“私货”？比如，“不许异地监督”这种行业的土规定，就成了地方最好的保护伞。比如，负面新闻的严格控制，就使上下都听不到民间的真声音。古人尚且讲究开放言路，而在“三个代表”的中国，堵塞言路，闭塞视听要至于如此？再比如，官方的出版社几百家，但民营出版公司数以千计，这些公司要想出书，大家都心照不宣到官方出版社去弄书号，书号一堆数字也能卖钱，旷古未闻，世界一绝。对于权力寻租一方的官方出版社来说，道德上的堕落就从这些潜规则开始。问题在体制，而不在于新闻出版从业员本身。
期刊界人士也都知道，在中国，刊号难求。因为想要开办新的期刊，实在太困难。民间的公司或个人，要想创办杂志，就根本不可能。
新闻业的高度垄断，还窒息了新闻从业员的活力和发展机会。由于竞争基本上处于低水平，视人才如粪土草芥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新闻民工”就是现行新闻体制弊端之一。一些媒体以低工资打发记者编辑，以维持媒体版面不要开天窗，“新闻民工”们也自有应对之策，有偿新闻、假新闻、串稿子等现象就会成为业内潜规则。
网络上的各种限制，只要在网上泡泡的人都能感觉到。比如在网络论坛上，一些话题被列为禁区，屏蔽，过滤，许多讨论的帖子被蒸发，锁贴（文明古国的新发明），封ID，封IP甚至关闭网站。至于说到防火墙，除了起到把中国之外世界的信息向人民阻隔作用外，除了起到降低人民的普遍心智外，我看益处不大。这座网上的“长城”，防的不是洪水猛兽，防的是普罗米修斯之火。
网评员是网络时代的一个特产。我并不反对舆论需要鼓舞人心和士气，但是一些网评员是否拿着纳税人的银子来为地方集团或某些特别势力集团说话？如果是阳光的，又何以上不得台面要悄悄摸摸？我在信报出任副总编辑的时候，总编辑把上头布置要组织几个信报编辑记者网评员队伍的工作交给我，我毅然表示拒绝，并明确告诉他：“这种事情怎么能干呢？！”
不知是哪位高人更有高招，设计出两个卡通人物，“警警”，“察察”（我估计是受中国的门神启发），现在许多大的网络论坛都有这两个“人”站岗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什么形象？是对言论自由的全方位监视和掌控吗？李白、杜甫、普希金、左拉们如果复活上网，在网络论坛写作，看到这两个卡通，会文思如涌吗？
如果我们留心看看中国历史，大凡明君当政的治世，盛世，必是言路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年代。何况在世界自由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日，人民要求的还不仅是言路宽松开放，而是宪法赋予的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我们留心看看世界和周边国家，现今除了朝鲜古巴，还有多少国家有着类似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管理方式和法规？
问题４，缺少新闻自由，社会就缺少减压阀，缺少预防针，缺少瞭望塔。
新闻自由是人权最基础的保证。公民有了冤屈，会向行政和司法单位申诉，但也会向媒体曝光。而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既然负面新闻严格审查，媒体要营造出歌舞升平的虚假气象，那么，公民个人的许多冤屈必不能在媒体上见光，而且这些负面新闻的报导，势必影响到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利益；但是这些权贵们不想想，幸运之神也不可能永远照耀着他，他哪天不幸的时候，谁来帮助他？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势必对贪腐之恶势力有震慑、制衡的作用，而国家面临“访民”上访静坐示威的压力会减少。
这些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还少吗？各位领导人总揽中国全局，信息之全面，之宽广，肯定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但是就我所知，各种讨薪上塔吊的，跳楼自杀威胁的，甚至女工脱裤讨薪的，不绝如缕吧？拆迁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问题，如火如荼。上塔吊要公道，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不知道绝不绝后。这些社会阴暗面的新闻当然不必刻意宣扬，但是宣传系统的指令，荒唐可笑到：上塔吊一律不许报导。
转型期的社会领导人是否坐在火山口上，是否驾驭猛虎狂奔，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许异地监督，本地的媒体就更不敢揭发本地问题，一些本地的问题如何“上达天听”？即使不想为“小民”“百姓”知道的话。汇报和公文中有多少水分，多少浮夸？有些人虽然不至于有胆子像袁克定伪造一份报纸糊弄袁世凯，但媒体上假话连篇，不客观公正的新闻连篇，最高管理者们到何处体察民情，寻求真信息？许多知识份子、专家学者的声音甚至是逆耳之声，透过媒体，送到最高管理者的耳中，是最畅达的社会沟通方式；而且通过媒体上的公开讨论，才有可能促进全社会的智力和思考水平。
这两年以来，各种社会热点，围绕高级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丑恶，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平面媒体羞羞答答，不断接到各种噤声、消音或者怎么报导的指令。山东的段义和案，杜世成案，天津的宋平顺案，北京的刘志华案，陕西的庞家钰案，上海的陈良宇案，哪件腐败大案不触目惊心，不为民众切齿痛恨？假若媒体能自由发声和监督，防微杜渐，何至于演化到而今这般大案迭出的地步？这些高官如何又敢下黑手将情妇的大腿炸飞？何至于网络上与街谈巷议要谈杜世成、陈同海等高官的“公共情妇门”丑闻？
而山西黑砖窑案、无锡太湖蓝藻事件、湖北高莺莺案件、华南虎照片事件．．．．等等热点，如果平面媒体能自由监督，客观公正地自由报导，何至于在网上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
十条建议：良药苦口，考验诚信
有鉴于以上种种不利于国计民生，不利于国民基本人权的事实，我向各位领导人表达我的十条建言，这些建言相当温和渐进，如果能以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为契机，为突破口，启动政治改革的进程，我相信，这正是中国公民期盼已久的–
１， 尽快征求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探讨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等自由的可能性，探讨有可能带来的局部震荡，以及预防和控制风险的举措。
２，尽快成立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调研小组，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也看看转型的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教训，甚至可以像晚清时期派出要员赴各国考察宪政一样，派出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考察组，既派员前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考察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也派员前往俄国等转型的国家考察他们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甚至可以派员到中国台湾地区考察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状况，综合评估，形成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决心。
３， 尽快制定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的时间进程表，对中外公布，既凝集民心士气，又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４， 尽快组织专家学者讨论草拟新闻法、出版法、网络法、电视法、广播法、电影法、言论自由保障法等法律，争取在一两年内提交到人大上讨论通过，以鼓舞天下士气，用实际行动来回应质疑。
５， 逐渐转变宣传部职能，禁止宣传部向各媒体下达新闻禁令，研究宣传部的改名或正名问题，把宣传部改造成贵党自身的形象宣传部，形象设计部，贵党的危机公关部。新闻媒体在法律框架下自律自重，推进和谐与发展。尽快解散宣传部组织的阅评组。
６， 国家不应对媒体大包大揽，不应动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媒体，可以由一定的文化协会和团体资助媒体出版，但财务审批必须公开透明。
７， 除了确实涉及国家军事、外交等利益需要控制的外，除了反恐等需要外，网络不应屏蔽国外网站信息，让中国网民睁眼看世界，中国学者能自由接触到最新信息。网络防火墙除防止病毒、制止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外，应像柏林墙一样予以推到。
８， 允许民间办报、办出版社、电视台、电台，而不应完全掌控在官方手中，让宪法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流于一纸空文。
９， 开放国内新闻界在重大问题和国际新闻中一律用新华社稿的规定，放弃让新华社一元独大的模式，也让新华社的记者在国际新闻竞争中焕发活力。
１０，应参照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各地各级各部门不得制定侵犯言论自由的政策和法规。并且在出现侵犯言论自由权的个案时，对当事人–无论官阶多高，以违反言论自由保障法惩处。
三个有利：为苍生计，早下决心
我谈了这些新闻出版网络的现状与问题，我向您建议呼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的自由，是因为这个宝贵的自由关乎中国公民的幸福与人权，关乎中国的稳定、发展和进步，也关系到贵党的生死存亡与可持续性发展，也关系到您个人的盛衰荣辱与历史定位。
首先，这些自由有利于中国公民和国家。
当政的各位可能担心，开放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天下就会大乱。实际上恰恰相反，越不透明，各种小道消息才不胫而走；越没有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各种腐败现象才越演越烈。越没有新闻出版网络自由，越是乱象频现，各种矛盾因为不能见光，在地底积聚喷发的力量。
让许多不利于官方的信息强力压在箱底，从短期看，能够让少部分人睡好觉，但是各位不觉得是把定时炸弹延后爆炸了吗？不觉得是把各种压力聚集在一起等待总爆发吗？
对一个珍惜自由的公民来说，最寒心的事情无过于不能自由表达观点，无过于自己吃的、喝的、用的东西是假的、不合格的、甚至是有毒的，媒体却不见揭露；无过于同胞的孩子被弄到黑砖窑中苦役，自己却只能鸦雀无声。
２８００多年前，中国有位周厉王，因为国人批评朝政，曾经雇佣卫国巫师来监督人民的言行，人民只能道路以目，周厉王得以地认为成功地堵住了人民的言路，他的大臣不这么看，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放眼当今世界，没有听说有了新闻自由的国家乱作一团的，反倒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危机四伏。
有风险是正常的，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带来的一些震荡也是正常的；但是一个长久寂静的中国、无声的中国，是正常的吗？各位不觉得媒体上的声音太步调一致了吗？各种杂音已经彻底干净了吗？
其次，推进这些自由对中共也是大有裨益的。
中共作为执政党，也在自我更新，这从党章的不断修改能看出。 从历史的经验看，从发展的观点看，世界上可存在过万年的组织？甚至千年的帝国都如凤毛麟角。能够做成百年老店，就是功底深厚，让人佩服不已。
如果我的估计不太悲观的话，在未来几十年，中共自身迟早要民主化，接受民选的洗礼，一如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共产党依然健在，但在俄国政坛上已经无足轻重；而在台湾地区，国民党虽然在与民进党的竞选中屡屡处于下风，这个百年老店犹自苦苦支撑，他们能生存到今日，蒋经国先生当年开放报禁党禁，其远见卓识不为威权统治时代民怨甚深的国民党留下一点点德政吗？台湾并未因开放报禁党禁而乱，反倒是多党竞争，成为华人世界民主自由的先行之地。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们趁着现在执政的资源在握的时候，多为人民留下德政，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网络自由，真正倾听人民的呼声，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这对于为中共的形象增辉添色是一大好事。
中国古语说“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祸”，推进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就是积德行善，就是为中共的现在和未来积累道德资源，这不是小善，而是大善，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
第三，推进这些自由有益于各位的历史定位
时代发展到了今天，新闻出版网络强力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已在极少数，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出版网络相当自由。国际记者无疆界组织每年有个新闻自由度排名，你们一定会很清楚中国排在何位置。你们当然也可能一笑了之：这种排名，焉能相信？
不管怎么说，你们的视野、胸怀和志向，应该比普通人更远大点吧？我们伟大的先辈文天祥曾经有句话叫做：“平生之志， 不在温饱。”当中国还有许多底层人在为温饱挣扎，当南方的老太太因为捡拾塑料瓶而被拘留的时候，当北方的少女因为偷窃两块钱面包而被店主指责羞愤自杀的时候，当中国大多数人在为肉价油价粮价而忧虑的时候，中国可能只有少数富人不必为温饱操心。中国的领导人应该不必为自己的温饱操心了，那么，你们的志向，将把这个国家的航船引向何处？
你们的境界应该超脱了凡夫俗子为生存而奔命的境界，应该追求点永恒的意义。你们将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定位？历史将是由一代一代年轻人来评述的，由后人评述。
请想想俄国的政治人物们，今天他们还高度赞扬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吗？在今天俄国年轻人的心目中，这些僵化和保守的领导人将会不断地被嘲笑。今天人们记得戈尔巴乔夫，记得叶利钦，因为他们的改革，引领俄国走出了专制和极权，走向自由和开放的道路。
从历史的兴亡中寻求教训，不仅寻求国家的，也寻求个人的。新闻自由是人类的普适价值，我不相信什么组织、个人能长久地将之屏蔽；我相信，各位领导人推动中国的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也是民众长久热切盼望的；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肯定也有阻力和风险），而各位领导人在历史上也必将重新定位。
我当然也不奢望各位领导人的决心能一步到位。我的十条公开建议也未见得全部合理，但我的出发点是希望这个国家自由、民主、富裕，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我们伟大的祖先们曾经有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他们激励后代们应该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奋不顾身，如果我们的文明要光荣复兴的话，莫过于复兴我们的祖先们也曾经有过的勇气，在专制和无数类型的奴役下也曾有过的追求自由的勇气；复兴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人文光芒。
新闻自由是时代的灯塔和瞭望员，他能帮助您瞭望远方的暗礁和风暴。这个时代应该给予新闻自由更多的关照。
各位尊敬的中国领导人，中国的航船之舵正掌控在你们手中，这航船上还有无数热切盼望又一次次失望的青年乘客，是航向自由、富裕、民主的坦途，还是航向保守、因循、僵化的泥潭、礁石？是锐意变革还是墨守成规？取决于你们的意志、远见、勇气和决断力；同时也取决于广大的民意，取决于我们年轻人所选择的未来–时间站在新闻出版网络自由一边。
让我祝福中国号航船驶过险滩暗礁，驶向自由、富裕、民主、文明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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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沧洲：曾出版过个人专著八本，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在香港《领导者》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于北京(//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