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车到超市途中，瞄见路边有一“无人摊贩”，突然想到，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这种摊贩，或许是日本独特的买卖方式？

这些摊贩通常只在路边树下搭个简陋架子，上面搁着可能是清晨刚收获的蔬菜，用塑胶袋装成一袋袋，再贴张纸条：“一袋XX圆”，另外有个纸箱而已。就是让客人自选商品，自己丢钱到纸箱。找钱，也是客人自己来。许多地方都市公路上也常见这种摊贩，商品通常是当地特产水果。

日本神社与寺庙前都有神签或占卦，这也是另类的“无人摊贩”，让求签香客自己扔钱抽签。大都会闹区一些无人报摊也只标明早报多少钱、晚报多少钱，任人自取。由于没人在一旁监督，付不付费全凭个人良心，但几乎没有人会特意去“偷”。

一般来讲，当日本人是“个人”立场时，非常老实；组成小集团时，才容易营私舞弊。孤单一人呆呆站在明明没有车辆往来的红绿灯前，盯视红灯转绿的光景，似乎只能在日本国内撞见。这种行为，时时被外国人嘲笑是一种“不懂得见机行事”的蠢态，真正符合外国人爱说的那句话：“一个日本人是虫，三个日本人是龙。”

大和族人在相当早的时期便已结束混血时代，目前除了北海道少数阿伊努族人和冲绳县琉球族人，几乎都是单一民族。而且，从来没经历过游牧、漂泊以及民族集体移动时代。

再者，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是锁国制度，鲜少与异民族交流或被异民族征服。因此，日本人之间的共同体意识非常浓厚，团结心也格外强。由于这种共同体意识深入血肉，才会在日本人精神构造中形成相互信赖的根基，延伸成“付不付费凭你良心自决”的买卖方式。

换句话说，对方既然如此信赖你，你也得诚心相待，否则你便会沦为“不知耻”的人。这跟日本岛国风土有关，在四面环海、群岛散落的环境中，倘若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赖关系，很难生存下去。

古时，日本国内每座山岭上都有贩卖草鞋的“无人摊贩”，村民或旅人只要把铜板扔进竹筒，便可以换上新草鞋继续赶路。还有一种可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买卖方式，也是能证明日本人之间信赖关系的终极例子：“富山药商”。

“富山药商”的原点是奈良县寺院的“舍药”，寺院拥有药圃，本来是免费施舍给一般香客，后来人口逐渐增多，寺院本身也需要药草栽培费用，于是开始按实价销售。卖药人正是“香具师”（yasi），日后逐渐演变为江湖艺人。

奈良县有“西国三十三所”灵地，香客络绎不绝。“香具师”起初在香客巡礼的路边贩卖药草，但香客一旦回乡里后，通常会再度来信要求药草，寺院只好派遣使者递送药草，时日一久，便形成一种行商组织。

到了江户时代，越中富山藩（富山县）因冬天积雪很深，第二代藩主前田正甫便允许农民于农闲期集体到外地行商，卖的正是富山藩有名的“返魂丹”。这些农民到外地各个农村留下各种富山藩特制药丸，一年后，再来收费并送来新药丸。可以说是比“无人摊贩”更大胆、且是百分之百的信用买卖制度。

明治维新以后，“富山药商”不但没衰落，反而逐年兴盛。我家曾经是“富山药商”的客户之一。家中有幼儿的家庭，因小孩随时会发高烧、拉肚子，通常家里都有“富山药商”救急箱。

救急箱内有许多家庭急用药品，推销员每月一次会来检查救急箱内的药品，再计算用过的药费，并填补新药品。当然，在药局与医院都很发达的今日，“富山药商”想要维持他们的买卖方法，必须不时努力研究出药效好的药品。

另外，推销员本身也是一种医疗咨询者，每月一次的访问，等于是定期来与客户商讨医疗问题。由于是百分之百的信用商法，“富山药商”推销员的戒律非常严格，例如，即使与客户已经非常熟悉，也绝不能随便碰触客户家中的任何物品。在道德方面上，更不准在自己担当地区内与客户发生男女关系。（听说这种“寄放药袋”的买卖方式，后来随日本殖民，也进入台湾，直至五十年代左右，台湾家家户户墙上都还挂有这种“药袋”。）

现在则不仅富山制药公司如此做，其他大制药公司也都有“置药”（おきぐすり，okigusuri）制度，甚至扩展范围至一般企业公司。

总之，不管是“无人摊贩”或是“富山药商”方式，起初都因为当时封建社会禁止人民自由移动，才能发达起来。不过，这种“先使用后付款”或“无人摊贩”，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仍可以如此一脉相传下来，我想，根基还是在于岛国人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大概正是所谓的“耻文化”，令日本人不敢去偷“无人摊贩”上的蔬菜或金钱吧。

其实日常生活中同样随处可以撞见这种信赖关系的例子。比如说，一般家庭主妇都是骑自行车到超市买菜，而每家超市前也都一定设置有自行车存放处。仔细巡看，你会发现，许多人在菜篮内随意搁置装有商品的袋子，径自到超市内逛个一、二小时，也不会担心袋子被人偷走。

我在日本生活了三十多年，就从未听过菜篮内的东西被人偷走的例子。我自己当然也时常在摩托车或自行车篮内搁置不算便宜的健康药品与化妆品，跑进超市闲逛，一点都不担心出来后东西会不翼而飞。不过，某些大都会的闹区，我就不敢做任何保证了。文章来源：【看中国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