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到1969年冬天才离开南开大学，在该校度过了十三年多的时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如拔草，扫马路，打扫厕所，掏大粪，等等。当然，我是没有工资的，每月领取十多元的生活费。我“见缝插针”，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一位“历史反革命分子”学习过英语。他叫庞秉钧，是英语系公认的最优秀的教师之一，因为在中学生时代加入过“三青团”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庞先生成了“老运动员”，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放过他，但运动过后又照样被起用。改革开放不久，英国牛津大学邀请他去任教。为此，当时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召见了他。他爱人洪碧华女士告诉我，部长态度很亲切，对他说了许多嘉勉的话，这是庞先生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庞先生后来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和香港大学任过教，最后定居在澳大利亚。

1969年1月，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在当时还留在南开大学的“右派分子”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天津日报》还特意作了报导，无非是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执行毛主席“给出路”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从“坏人”改造成“好人”，云云。我似乎从此有了出路。这一年冬天，在“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下达以后，京津高校呈现一派战备大疏散景像，仿佛战祸就要临头。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工宣队打发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插队当农民。这就是给我的出路。我领了“报到证”和路费，办了离校手续，从此和南开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了。临行前，工宣队扣留了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文凭，我必须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领取“毕业文凭”。——工宣队如是说。

尽管“报到证”上写明是“插队当农民”，衡水地区有关干部还是拒绝接受。原来，这个“农民”是按月领工资的，并且过一段时间以后还要抽调上来在该地区工作。我被撂在地区革委会招待处将近半年。后来让我到阜城县杨庙公社赛马庄大队当农民，但不按照当时的政策发给我工资。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还一直依靠母亲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我摘帽后也没有发给工资），而我母亲并没有经济收入，她是勒紧裤腰带来帮助远方的儿子少挨点饿，少受点冻的。为了不再剥削我那年迈可怜的母亲，我不顾一切地筹措路费，怀里揣着又干又硬的凉窝头，一次再次地返回大学求援，并且还去河北省首府石家庄上访过三次，要求给以生活出路，我的理由是：“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是人民内部的人了。”可是，学校工宣队借口当时已发给了我“报到证”和路费，也就是给了我“出路”，况且又换了负责人，因而就不再过问我的事了。在历时两年多的奔波中，我认识了徐明先生，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

徐先生青年时代毅然投笔从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从一名普通战士晋升为军官，后来又随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他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尽他之可能给了我许多可贵的帮助，并且主动借给我路费。经他介绍，当时南开大学招待所对我免费开放，每次都给我优先安排床位，愿住多久就住多久，从来分文不收。

当时，徐明先生在学校政工组负责人事工作。他曾多次致函衡水地区有关部门，要求对我按政策接受。由于衡水坚决拒绝，致使徐先生不得不两次亲自领我去省政府反映情况。那时省政府叫省“革命委员会”。因为徐明是代表南开大学的，第二次我们见到了主管文教卫生的省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崔哲。衡水这才不得不接受。与此同时，徐明又代表学校先后去函和唐山，秦皇岛，大连，锦州，鞍山，辽阳等地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为我找到一份小差事，使我在生活上好有个着落。尽管当时听说辽宁很缺人，终因我是“右派”（虽然名义上已经摘帽），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要。一封又一封冷若冰霜的复函，使徐先生和我的心情都很沮丧。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接到阜新复函同意接受，不过附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本人必须同意当教师。这大概因为当时教师待遇差，地位低，很多人不愿干的缘故吧？

我于1972年3月初来阜新报到。市革委会教育组见了我的档案，又把我退回市人事局。幸好人事局有一位叫刘玉章的干部，是个有同情心的人，经过他的努力，我终于在阜新留了下来，被安排在机床厂工作。

据档案记载，我是该厂的技术员，噢，上帝，这简直是笑话！事实上，我只不过是把各种型号的钢材搬运到锯床上的一名苦力。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干活开始有工资了。当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我每月的工资是五十五元，五十五元啊！从此我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帮助父母。我每月给父母寄上将近一半的工资。

不久以前发生了林彪事件，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了。我肩上扛着很沉的钢材，脑子里却在做梦。我坚信黑暗终究要被光明所取代，只不过时间早点晚点罢了。因此，我每天很早就起来读英文，为的是将来好为我的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倒是没有人干涉我。相反，人们都称赞我的毅力。然而，却也没有人真正理解我。

二

1975年3月2日是星期天。这一天上海天气阴沉，春寒料峭。黄浦江两岸的上空盘旋着一团团压得很低的乌云。上午时断时续地掉了几颗稀稀拉拉的小雨滴，灰濛濛的苍穹仿佛憋着满肚子的苦水而又无法向人间尽情倾吐似的。下午雨滴是没有了，但是天空依然阴霾笼罩，见不到一丝阳光。在这样阴郁的天气，我应约会见了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回到家里坐下来刚点着一支香烟，忽然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杂乱的、异乎寻常的脚步声。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惊奇地探出头张望。民警向我出示了拘留证，然后立即掏出手铐。

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叫“张肇泰”，后面那两个字不但笔划繁多，而且“肇”字有时还被人误读。我不像有些头脑守旧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名字很讲究。在我的心目中，名字只不过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一个符号而已，为了书写方便，也为了避免别人误读，我在向阜新市报到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简化成了“张兆太”，读音相同但笔划少多了，也不会被人读错。虽然没有通过公安局，但我的做法事实上被人们认可了，从此我就告别了笔划繁多的“肇泰”。但现在拘留证上又恢复了已经不用了的“肇泰”，我一见了就知道事情发生在天津，立时心里一切都明白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泰然自若，一字一板，故意挑衅地问道。

“你自己干的事自己还不知道？”民警恶狠狠地反问，同时刻不容缓地把我的两只手扭到背后，“喀嚓”一声锁上了手铐。

还没有来得及吸完而被扔在地上的香烟，微弱地冒着袅袅青烟……

我的母亲，七十四岁了，长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时赶过来为我披上一件棉衣。我回过头向她笑一笑，说道：

“姆妈，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坏人。”

这就是我告别慈母的话，也是对她含辛茹苦在我身上倾注了数十年心血所表示的感谢。我故意提高嗓门说得很响，让簇拥在民警周围的那一大帮人（她们都是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记得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王子离开了皇宫在社会底层流浪。那个王子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过着叫花子的生活，但始终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他醒悟了一个道理，再也不愿回到皇宫过那舒适的生活了。

我不是王子。我是平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此刻我昂起头,挺着胸，心甘情愿地在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大步走着。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没有恐惧，没有悔恨，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和鄙夷……

“文化大革命”伊始，我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右派分子”，理所当然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批受害者。尽管我的肉体备受折磨，但是我的心始终不甘屈服于暴力的淫威。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相反，我从眼前的民族大灾难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坚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而且时间不会太远了。这就是辩证法所揭示的“物极必反”的道理。

曾被誉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之流，是法西斯头子戈培尔的徒子徒孙。他们垄断全国的宣传工具，一百遍一千遍地重复谎言，用大量的谎言淹没了历史真相，使很多青年人上当受骗而成为他们的忠实打手，即狂热的“红卫兵小将”。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我相信，这些无知的年轻人——他们的无知应当归咎于极左路线长期推行的愚民政策——一旦了解事实真相，绝大多数是会醒悟过来的。正是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内心的创作欲火。在“红卫兵小将”的呵斥声中，我的躯体在从事惩罚性的劳役，但我的脑子却时断时续地构思着小说：我决定用我所熟悉的“右派大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的生活作为素材，写出十篇系列小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们时代的一部分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作为历史资料奉献给后人。也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历史才写作的。我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任何人，仅仅是为了对我的同胞和祖国的历史负责。真实——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最高创作准则，也是我所追求的美学原则。

1967年秋天，南开大学的两大派红卫兵为了今后政治前途的需要（即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暂时放松了对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监督。就是在这个缝隙里，在晚上规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里，我装作在认真做学习笔记的样子，首先写成了《雪》。这是我拟定中的十篇系列小说中的最后一篇。这年冬天似乎特别冷，但我的心却很热。我在同样的背景下完成了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即《信》，现易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命运》。正当我准备继续写作系列小说的第二篇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被迫辍笔。严酷的现实终于使我未能实现当初的写作计划。

应该提一下，我在写作上述两篇小说的时候，头脑完全是清醒的。也就是说，我很清楚它们可能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我成功地躲过了红卫兵的监视和搜查，把手稿转移出去。但是，最后由于我本人的轻信和愚蠢，上了一个口蜜腹剑的“朋友”的当_（注），这就是我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被迫离别七十四岁高龄老母、当天傍晚跨进阴森森的提篮桥新居——上海市看守所第十二号牢房的缘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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