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单调的生活有它自己独特的节奏。

每天天还没有大亮就下地干活，肌肉不断地重复著有限几个固定的动作，一直重复到太阳落山，重复到黑夜来临才收工。脑子里空荡荡的，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慢。如果不是有一顿中饭调剂，白天的时间将会变得更长更难熬过。

单调而漫长的一天又一天过去之后，回头一看，就会吃惊地发现：时间流逝得那么快！人的生命是那么短促！那么平凡而又那么无聊！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一个肌体健壮的成年人，如果原先在精神和文化修养上没有足够强大的抵抗力，他的生命就有可能重新组合。首先是消化系统为了适应劳动的需要而特别发达起来了。脑下垂体前叶也不甘落后，每天都要分泌一些促性腺激素，通过静脉源源不断地注入血液，经常给大脑皮层——它是人体最高司令部——送去一些骚扰性的刺激和苦闷。和整个社会生活隔绝之后，又没有个人家庭或文化生活，这个时候，人就有退化成为动物的危险。追求个体生存和生命衍续的原始欲望——这条生物界的根本法则，将重又开始悄悄地主宰人的一切。悲剧往往就从这里发生。西区队和北区队都有个别右派大学生干出了伤风败俗的丑事。消息传到南区队，张恒直听了异常激动：这些可恶的右派，不但政治上反动，原来道德上也极端堕落！他为自己整天整夜和他们右派在一起生活而痛心万分。现在他连陈炳钧也已厌弃了，发现这是一个十分自私和虚伪的家伙。他又重新闭紧了自己的嘴巴，除非不得已，他不愿和周围的右派说一句话。张恒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他也同样是由细胞组成的人，他的生命不能不受总的自然法则的支配，只不过表现方式因时因地因人而各异罢了。

六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小上海”病倒了，被抬送到医院。他出院的时候，正是秋老虎显余威的日子。暑热快要过去了，但还没有最后过去。那些在农场改造的右派大学生们，经过了连续五十多天的“特大跃进”，天天在烈日的烤晒下，在水里泥里劳动十五、六个小时，一个个都变得颧骨突出，两眼凹陷，裸露的体肤看上去很像粗糙的黑树皮。对比之下，“小上海”显得分外白嫩光泽。他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吃的是大夫指定的高蛋白饮食，几个月劳动的痕迹很快就被洗擦掉了。张恒直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有点眼花缭乱了，觉得面前这个人是另一个星球上飞来的，他的身子像棉花一样柔软。不知为什么道理，他忽然喜欢上了这位面貌娇丽的“陌生人”，对他产生了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出名堂来的特殊感情。从此他每天夜里要醒来好几次，检查“小上海”的帐子是不是合严了，有没有蚊子骚扰他的睡眠。他坐在帐子外面屏息倾听“小上海”酣睡时发出的轻微而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感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愉快、宁静和充实。他已经忘记了，或者不愿意记起，睡在帐子里面那个人也是一个右派。他仍然管这个人叫做“小上海”，但现在这个名词不再含有任何贬义，而是一个昵称。上海，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她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多少优秀的人才啊！上海还是党的诞生地呢！第一次党代会不就是在上海开的吗？

稻田挠过了三遍秧，虽然稗子、三棱草还不少，但稻子已经开花抽穗，稻田里不许进人了。这个时候就是农闲阶段。每天劳动时间减少为十一个小时，逢到星期天还可以休息，上市里去玩玩。没有正经活，他们现在干的是打埂子草，削紫树槐，积绿肥等杂活。张恒直非常热心地帮助“小上海”，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如何使用镰刀、除锨等农具。但“小上海”老是学不会，挺好的一把镰刀到了他的手里就变得迟钝了。

“在我们那里，”张恒直说，眼睛盯着“小上海”那张白白嫩嫩的小圆脸，手上的镰刀也停止了工作：单调而且沉闷的生活已经磨蚀了他的一部分意志，他现在对劳动不再像头几个月那么热心了。“在我们乡下，像你这么大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已经娶媳妇、成家立业了。他们都不愿意和父母同住，喜欢分出去过独立的生活，凭一把镰刀打柴割草，小俩口的日子过得满不错的。一把镰刀足足可以养活俩口人。”

但是，“小上海”对“小俩口”的生活丝毫也不感兴趣，倒希望听听张恒直过去的经历。

他的经历吗？颇有点特殊。十七岁参加革命。给一个营首长当过通讯员。抗战胜利后，因为他有些文化，后来又被调到武工队当副队长，扛着枪杆子在国民党占领区进进出出。

“我那位营首长可不简单哪！”张恒直对“小上海”说，他的眼睛从对方的脸上收回来，凝视着手中的镰刀，开始回忆起战争的岁月。“他十三岁就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皖南事变后，刘政委日夜兼程，从延安赶来和陈军长会面。我那位营首长当时是刘政委的警卫班长，跟随刘政委转战大江南北。……”

“你参加革命也不晚啊！”“小上海”打断了张恒直的叙述，插进来说。“你那时才十七岁，难道就已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是什么原因驱使你参加革命的？”

远处一根高木杆上升起了一面三角形的红旗。张恒直首先发现这面旗子。旗子表示休息的时间到了，在地里干活的人可以抽袋烟，喘口气，歇息十五分钟。于是他把镰刀随手往田埂子上一撂，报告大家该休息了，自己就一屁股地坐下来。“小上海”也跟着坐了下来。两个人隔着一条小沟，你瞅我，我看你。张恒直是那么喜欢这张还没有胡子的白净的小圆脸，因此不愿在他面前说一个字的谎话，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他无限诚实，于是就把过去自己在同志们面前都不大肯说的事实真相告诉了他。

张恒直那时才十七岁，哪里懂得什么革命道理，他是被父亲逼出来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吝啬的富农，对老婆对儿子都很凶狠。张恒直考上了初中，才念了一个学期，父亲就逼着他退学回家种田。两个人吵起来了。他在愤怒中下意识地给父亲送去了一个拳头。父亲气得胡子直发抖，扬言要把儿子吊起来打死。张恒直连夜逃出了家。当时恰巧有新四军在他们家乡附近活动，他就投奔了新四军，为逃命无意中进入了革命队伍。不过后来他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通过营首长的身教言传，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很快地成长起来了，终于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

“我还亲手枪毙过一个地主。”张恒直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小上海”一步。“这个人是那个乡里最大的一个地主，又是国民党的县参议员。他是一个笑面虎，当地农民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我一看就知道不好对付，是革命的死敌，便打了个报告给上面，几个人一商量，当天就把他拖出去枪毙了。”

“是你亲手毙的？”“小上海”神色紧张地追问道。

“是的，我亲手把他毙了。”张恒直自豪地说。“也没有在群众中间讨论过，那时我的报告上面还没有批下来。”

“你不害怕吗？——把一个人活活地枪崩了！”“小上海”两只吃惊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怕什么啊！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张恒直说，他的语气非常平静。“而且，我的决定是符合党的政策的。当时那一带地区形势很紧张，不把他枪毙了，当地的土改就开展不起来。后来上级审查这椿事，不但没有批评，还表扬了我。”

这时高木杆上的那面三角形红旗开始徐徐降落。“小上海”立刻握紧镰刀蹲下来打草，心里不断地重复道：

“这个人多么残酷多么可怕啊！他和希特勒的冲锋队员又有什么区别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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