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在什么地方啊！”他开始喃喃自语。

“ДомЛесПустыняМоре”

“莫阁海！莫阁海！”

“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小猪急迫的尖叫声把他从朦胧的意识中惊醒了。他立刻纵身一跳，还没等到意识完全清醒过来，就已经奔到母猪旁边。母猪大概刚挪动过身子，它的后肢右肘下面压着一头小猪。那小猪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叫，一面用尽全力挣扎着往外钻。等他俯下身子，小猪已经自己钻出来了，是一头黑身夹着白点的小猪。他慌忙捉住它，检查有没有受伤。

小猪刚逃出险境，又陷入了对它来说是不可理解的魔境，急得六神无主，在他手中不住地哀号。他小心翼翼地把小猪放在地上，看着它心有余悸地跑到自己的弟兄姐妹中间去。他开始给小猪逐个点数。一，二，三，四，五，六……九，一共是九个。他的嘴角慢慢地浮上了一点满意的笑容，望着这些小生命紧紧地挤在一起，彼此互相取暖。

他蹲坐在盖有一小束稻草的两块重叠的旧砖上，环视自己的周围。一个五支光的小灯泡照耀着三米半宽、六米半长、一米半延向两米高的空间。在三米长的地方横隔着一领园田用旧了的草苫子，把一间猪圈分成两部分。横隔的草苫子是临时给小猪挡风用的，边上留下一尺来宽的空隙，作为人畜进出的通道，灯光就是经过这里照到外圈的。在外圈放着一个石头凿成的猪食槽，槽里还装有约莫三分之一吃剩了的猪食，是酒糟掺少量麸子和豆饼搅拌混成的。一把长柄铁锨，一把沾满了猪粪和猪尿的大扫帚。此外就是他屁股下面的两块旧砖和一小束稻草。墙是用土坯堆成的。天花板上面布满了蜘蛛网。这就是他现在所在的静物环境。

“这不就是猪圈吗？”他好像恍然大悟似地对自己说。“是彭队长叫我来看小猪的，看到天亮便可以回去睡大觉。”

他现在竭力和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睡魔作斗争，追忆前前后后的经过。他是在七点钟左右离开宿舍的。经过马号附近，遇到了五十多岁的饲养员张大爷。张大爷老远就向他打招呼，问他吃过饭没有。他有点受宠若惊，开始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这半年多以来，谁敢没事和他们这些人问句长短啊！可是小时侯要过饭的老贫农张大爷却不然，他有他自己的朴实想法。这位张大爷常常一边铲马粪，一边嘴里不停地叽哩咕噜：“说几句错话，劳动他一年半载就行了嘛，哪能没完没了地折腾一辈子！也得让人家活下去呀！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没有个伴儿，连一条干净点儿的裤子都穿不上。老天爷！他们前世到底作了什么孽呀？！这些大学生，一个个都会写字看报，那一个不比我老张强！可是你瞧瞧他们现在过的日子呀，比我老张年轻时候给东洋鬼子抓去当劳工还要苦上许多。”去年八月份，吴树文领着一帮红卫兵和赤卫队队员，把他们押出去游街。张大爷很生气，特地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条完整的蛇皮，向里面灌满了麸子，挂在马号前面那棵老槐树上。每过去一个行人，他就指着它说一遍：“别怕，这蛇不咬人。是我老张故意搞的，骗骗那些满嘴奶臭的小娃娃们。”

张大爷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地对他说了不少话，最后嘱咐他晚上得机灵点，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你比不得俺们呀！”张大爷拍拍他的肩膀说。“要是死了一头小猪，吴树文那小子就会说成是你搞阶级报复，有意害死的，把你拖出去狠狠揍一顿。”

想到张大爷在分手时对自己的告诫，他忽然站起来，走到母猪旁边，一个个地给小猪数数。没有错，是九个。九个都是好好的。他放心了，重新在砖上蹲坐了下来。

小猪生下来的时候是十四个，喂猪的老李收的生。按照传统的惯例，当晚老李在猪圈里守了第一夜。第二夜本来就该叫他来的，可是吴树文跳出来说，在农村，凡是牲畜、账目，都不能让四类分子沾边，我们农场也不能让右派值夜。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敌人一定要捣鬼的。话，说得似乎很正确，很符合毛泽东思想，彭队长不敢反驳。可惜又找不到一个工人愿意干这差事，都嫌夜太长。而且，因为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农场工人白天也不必下地干活，谁还愿意白白地陪着小猪过夜呢？于是，吴树文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从园田牵来了一条狗，用铁链把它拴在猪圈外面，让它担负守卫的任务。没想到半夜狗把链子挣脱了，丢掉了自己的职责，跑回园田睡觉去了。狐狸乘虚而入，一夜间叼走了四个小猪。另外，还被母猪压死了一个。不得已，只好起用右派担任狗不愿意担任的工作。于是，他来到猪圈守夜——这个曲折的经过，是张大爷在那棵老槐树底下告诉他的。

他觉得手酸。白天拿着大叉翻畦，因为用力过猛，现在两条臂膀和肘弯正在隐隐作痛。他掏出怀表一看，正是两点半。他怕打瞌睡，想站起来走走，可是两条小腿肚因为屈蹲太久而变得麻木了，伸展不开。费了好大的力气，终算艰难地站起来了。他一步一停地走到了外圈。他命令自己做了几节体操。关节似乎活跃了些，瞌睡也减退了。他开始仰望夜空。天，灰沉沉的。月亮躲在云层里不肯露脸。星星全都隐灭不见了。二到三级的风正在变换风向，由原来的正北风转为东南风。云从东面徐徐地过来，愈聚愈多。空气沉闷而且潮湿。他似乎感觉到有雨滴掉在自己的脸上。他的心突然一紧：可别下雪啊！

那一天的雪真大，真是大啊！已经下了三天三夜，不但没有停，而且更大更密了。天空浑浑沌沌，除了雪，什么也看不见。地上的积雪超过了四尺。密密麻麻的白絮还是不住地从空中往地上落，缓缓地、漠然地落，落，落……

这是五八年元月的一场空前大雪。那天上午八点种，他被叫到系党团办公室，通知即刻准备行李，马上就要出发。他交出了学生证，然后回到寝室，只花了十多分钟就把铺盖行李统统捆扎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便由系总支指定的两名团员同学“护送”他去集合。

“他们是帮助你搬行李的，怕你一个人搬不动。”——总支书记解释道。

被判处劳改的右派大学生，陆陆续续来到了行政楼前面，他们每个人后面都跟着两名“帮助搬行李”的同学，虽然有的手里什么也没有拿。雪，缓缓地但密集地飘落在每个人的身上，不分他是右派还是左派。“护送”他的两名同学用戴着棉手套的手不住地往自己的头上、脸上和身上拂雪，其中有一个向他凑近一步，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声音很轻：

“你到那儿好好劳动，三、两个月就可以回来念书。——何书记说的。”

他没有搭理，只是扭过头去看了那个人一眼。说话者不好意思地往后退了两步，低下了头，避开了他的目光。这是一名反右积极分子，因为反右有功，就在昨天正式被批准为“光荣的共青团员”。这位“光荣的共青团员”此刻在他的目光下面低下了头，装做是在欣赏地上的雪，心里却想着自己交到党团办公室的许多页白纸黑字的捏造材料。

雪无声地飘落到地上和人身上。他昂着头，屹立在厚达四尺多深的雪层里。大约十多天以前，他拒绝在右派认罪书上签字，那时他站在党团办公室的总支书记办公桌子前面，也同样是这个姿势。说什么他也不能承认自己是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承认自己反对人民。七个多月以前，在一次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会上，他批评史达林在肃反政策上的某些过火行为，并说了几句颂扬人道主义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划为右派，要送去劳改。他一点也不后悔。此刻他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更加相信自己的发言没有错。心里渐渐地涌上了庄严的感情，他站在雪地里，默默地向无辜惨遭史达林杀害的许许多多正直而且忠诚的苏联共产党员致敬。

约莫九点钟光景，从行政楼里出来了一帮人，为首的是保卫处的一位科长。在科长咋咋呼呼的指挥下，他们被编成了队。科长站在他们面前大声训话。他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远在他的故乡临近解放的前夕，他就见过类似的一幅图画。那时他是一个小学生，他们的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改为临时集中营，里面关押了许多青年学生。有一天，他走到校门口，偷偷地向里面张望。他看见从大卡车里押出了几十名学生，他们被编成队，一位军官站在他们面前训话，那副神气和眼前这位科长一模一样。当时，他的同情完全倾注在挨训的学生一边，他相信他们都是好人，因而非常憎恨训话的军官和笔直站在军官后面的一群员警。

科长训完话，便拿出一份名单，开始挨个点名。

“如果我早生十年，我一定也是国民党的囚犯。”他对自己说，又微笑了。“不过现在却是——”

“宋祖康！”科长叫到他的名字了。

“我就是！”他响亮而骄傲地回答道，一面抬起头向科长投去蔑视的眼睛。科长也在打量他，不过是偷偷地看。一当他们两人的目光交锋在一起，科长的眼睛即刻萎缩地退却了，心里却骂道：

“这小子，到现在还不老实低头认罪！以后有你瞧的！”

雪絮绵绵不绝地飘落在他的身上，飘落在他的周围。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雪里，咀嚼一个古老的神话。巨人普洛米修斯为了给黑暗的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触怒了奥林普斯山上的神仙，被捆绑在荒漠的高加索山脉，听任鹫鹰每天来啄他的心肝。

科长点完名，命令他们上卡车。他想起了布鲁诺的火刑，迦利略的受审，于是他再一次微笑了。古今中外，多少优秀人物为了真理献出了自己的头颅！而暴君为了自己一个人永远“万岁”下去，又挖空心思想出了多少种残酷的刑罚啊！壮烈的诗篇，不仅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也一定少不了。比起那些为真理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好汉，他又算得了什么？！他不过说了几句他认为应该说的实话罢了。牺牲一点学业和前程又何足挂齿？！他怀着骄傲的感情，带着微笑登上了卡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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