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3日讯】（我是从中国首次申奥开始就反对中国主办奥运。01年中国申奥成功时我写下这篇文章，当时我并未预见到北京奥运的举办会使无数北京市民因奥运工程被迫迁而丧失家园。）

十三日下午我在办公室校对《道县大屠杀》的下半部稿子，心情很沉重。这部分是那场文革惨绝人寰大流血的个案报导，杀人者的野蛮愚昧令人心寒，对同胞的凶残完全超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界限。我好几次搁下笔来不忍读下去。九点钟回家，在摇晃的车厢中，我心情仍无法平静，想到了很多事：想到成千上万受侮辱与受杀戮的死难者，我们的健忘民族，还有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泽东的那副“尊容”……
回家扭开电视，正在播放北京申奥成功的新闻，北京城正在沸腾，欢呼，高叫，手舞足蹈，旗帜飞扬……和我刚才脑际中一幕幕血腥的画面是何等尖锐的不协调！我一时疑惑，到底哪一面才是真的中国？狂欢的北京，还是血腥的道县？

申奥成功之前北京当局已下令报刊传媒不准批评文革、大跃进，不准揭这些历史的疮疤。湖南的朋友告诉我，上面指示，境外人来调查道县事件一律驱逐出境，境内的一经发现立即逮捕。如果当局要把历史真相封存起来，虚华的盛会正好是粉饰丑恶现实的绝妙包装。

电视的画面转到天安门城楼上，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正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姿势君临天下，我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

只要天安门城楼上仍挂着让千万人头落地的屠夫的画像，我绝不会支持在他俯视下举行的任何运动会。如果希特勒的画像挂上了柏林的布兰登堡门，有良心的人还会去柏林参加体育盛会吗？

对共产体育的专制工具属性，我大概属于比较早就看清楚的人。我是四川人，家在成都体育场门外，对面是四川省体育委员会，隔邻就住了位省体委的田径教练，姓曹，我们叫他曹老师。在六、七十年代物质极度贫乏，一切凭票证供应的时候，曹老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甚至大年除夕都从不在家吃饭，因为运动员是国家特供，餐餐大鱼大肉。曹老师人很好，还常常把省体委分配的街上买不到的食品，如水果等成箱买了回来原价分让给左邻右舍。

七十年代我在一家中学教书，有次带学生到渔场劳动。渔场喂养的肥大的鲤鱼、草鱼从来未上巿卖过。渔场领导人告诉我，主要供养省巿领导人，空军和运动员，运动员吃了可以“为国争光”。

那个时候运动员完全是特权阶层，他们因为具有运动天分，从小被国家挑选出来全力培养，中学生毕业后要上山下乡当农民，同年龄的运动员却留在城里衣食无忧，成都人说他们“吃国家，穿国家，背上背个红疤疤。”（红疤疤是指运动衣上的红色号码）。

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不同，但就像传媒至今仍是中共官方的喉舌一样，体育至今仍是国家行为，是国家控制的事业，国家意志的体现。中国金牌是消耗民脂民膏而取得的，但中国金牌的多寡与中国民间体育活动的普及并不成正比。随便任何人到中国走一走，就知道中国城乡体育设施如何的严重不足，与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体育大国的光荣是如何的不相称。

一直自觉是平民一员的我，懂事后从来没有为中国任何一个奖牌奖杯激动过，因为我知道那不关我的事！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骄傲，如果你在这个国家能感受做人的尊严。如果这个国家剥夺你的权利，不把你当人，那国家荣也好辱也好，与我何干？

北京申奥成功后，见到一个广东来的朋友眉飞色舞谈奥运，问我为什么不支持，我反问他：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中国这个制度不改变，二○○八年你能去北京看奥运吗？这位朋友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你问得对。

一九九○年北京举行亚运会，当局禁止一切外地人进京，要进京的必须有省级部门开的证明。亚运会开幕的那天，我从武汉乘火车去北京，整列火车满布乘警和便衣，气氛很紧张，车到石家庄，乘警把所有未持当局进京证明的人全部赶下车，只对我这个非国民例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国务院有指示，我们要优待港澳同胞”。

邻座有个留学西德的湖北青年，回国探亲后要赶到北京乘搭第二天的国际航班飞回德国。他家在湖北乡下，不知道有什么国务院的规定。乘警赶他下车，言词很粗暴。留学生拿出护照和机票作证也不行，后来乘客们也帮着说情，乘警才勉为其难地允许他先到北京站再说。乘警走后，留学生愤愤地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宁愿做外国人。

北京每逢国庆举行盛会就往外赶外地民工，好像他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九九年中共五十年大庆，北京当局抓了外地民工押到火车站要他们自己买票离京，没钱就抓去挖泥沙，赚够车钱再赶他们走。这些在北京餐风露宿打工赚家养家的“劳动人民”，一位北京朋友形容当局赶走他们“就像赶狗一样”。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中国的土地，中国国民人人有权踏足此地，为什么外地民工反倒没有权利在自己的国都生活？在自己国都庆祝自己国家的生日？

这样简单的宪法常识，竟从没有人怀疑过，是不知道，还是不敢？直到最近才有人在网上发发牢骚，问“难道北京只是北京人的首都？”

奥运申办成功后，大陆传媒大字标题宣告“我们赢了！”谁是我们？当然一定是天安门城楼上得意洋洋的江泽民，一定是可以承包工程借此中饱私囊的大小官吏们（据悉九○年亚运会及九三年北京第一次申奥贪污严重，许多经费最后不知去向），也可能是将因改善巿容而得益的北京人，但肯定绝不是那些将被赶出北京的外地人，不是千千万万面临生存困境的失业工人，不是那些上不了学的农家孩子，不是那些急切等待国家投资输血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民，不是那些受到高压的民运人士和法轮功信徒，也不是那些国家犯罪（道县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一样，是一个被盗用了的集体名词。

（原刊载于2001年8月号开放杂志）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