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笃！笃！“小上海”一边砸矿石，一边想道：
“姆妈此刻大概正在厨房里热牛奶。再过半个钟头爹爹就要上班了。他得吃完早点再上班。姆妈给他倒好牛奶（里面打了两个鸡蛋），便开始给他切面包。姆妈切面包的本事真大，一片片切得很薄很薄，再涂上一层黄油，香喷喷的，可好吃哩！不过我更爱吃果子酱。如果我在家，姆妈就要另外准备一瓶果子酱。她一边给我的面包涂果子酱，一边说：你看看你的儿子，两只眼睛老盯在果子酱上，只怕我给他涂少了。阿明！宝贝儿！你这么喜欢吃甜，下一辈子该投胎到蜜蜂窝里才对。唉，亲娘哟！我像折断了翅膀的蜜蜂儿回不了家，回不了家啊！”
笃！笃！笃！张恒直也在砸矿石。他的心里泛起了种种混杂痛苦的感情。再过一个半月就是一年了。满了一年，他们都该回校了吧？不过他不能回校。他的处分要升级，那时就要被送到别的地方去改造。刘玉兰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后悔自己那天太慌张，在校门口碰到她竟然不和她说句话。她倒是向他点过头的。可不是吗？她还向他笑了笑呢！……
他感到空虚、寂寞和孤独。他忽然想起了昨晚那个荒唐的梦。他想了又想，努力追忆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还是想不明白这个梦有什么预兆。他感到迷茫。痛苦如同一条凶狠的蛇，把他的心盘缠得愈来愈紧了。在绝望的痛苦里，有一个思想像小偷似地悄悄溜进了他的脑子里：
“我该不该去找陈先生谈一次，承认自己是右派，有意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么一来，我将来也许可以和他们一起回校，还能重新见到刘玉兰，向她坦白……”
笃笃笃！笃笃！笃！——张恒直的内心失去了平衡。他劳动的节奏愈来愈混乱，时而疾速猛烈得如同暴风骤雨，时而缓慢无力得有如微波荡漾。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二十多个大学生，在朱师傅带领下，正在低着头砸矿石。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锤子，每把锤子都凝结着一颗悲哀的心。笃！笃！笃！矿石在锤子猛烈的击打下，渐渐地分裂了，一块分成两块，两块分成三块、四块……大块变成了小块，小块变得更小，最后都变成了只有鸡蛋鸭蛋那么大小了。于是又换上一块新的比石头还硬的乌黑的大矿石来砸打……
笃！笃！笃！二十多把锤子落在坚硬的矿石上，沉闷地诉说着二十多个悲哀的故事。
笃！笃！笃！就在锤子碰击矿石发出的一片噪音里，走过来了一个工人不像工人、干部不像干部的中年人。没有人理会他。各人继续砸着各人的矿石，想着自己心里的伤心事。那个中年人默默地站立了一会儿，用眼睛扫掠过每个人的脸，终于开口问道：
“你们这儿谁叫张恒直？”
张恒直答应了一声，从矿石堆里站了起来，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锤子。那人把他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好像是用心研究一个他所不懂的稀奇古怪的动物。研究了约莫半分钟，他才启口冷冷地说：
“我是农场人（事）保（卫）股的。你把锤子撂下，跟我到办公室走一趟。”
张恒直放下锤子，又向旁边弯下腰，拾起那双高帮草鞋，像对待一个珍物似的把它们捧在手里，一步一瘸地跟着人保股的人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收工后，大家回到住处，吃惊地发现屋子里少了一个铺位。
张恒直劳动教养去了。这个消息立刻像闪电一般迅速地传到了南区队每个右派的耳朵里，成为他们生活里的一条特大新闻。这些人的日子过得太贫乏、太单调、太沉闷了，因此怎么能够轻易放过这条多少带点刺激性的新闻呢？他们热烈地议论开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痛苦，他们的心因为痛苦而变得麻木和冷酷了，现在各人转动着自己的舌头，几乎全都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嘲弄刚走的伙伴的愚蠢。
只有李明没有参加他们的议论。他在这群人里面不但年纪最小，心灵也最年轻。他忘掉了张恒直头几个月的厉害，却记起他后来对自己的种种关怀、体贴。他很难过。睡觉的时候，他用被子蒙住头，偷偷地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就疲劳地睡着了。
马伟章虽然也参加了议论，但只是谨慎地说了一些按照他目前的右派组长身份所应当说的话，全是言不由衷的“劳改经”，诸如：“这是抗拒改造的下场呀，我们应当从他身上汲取教训呀，”等等。但他心里面却在严肃地思索着。他再也不把张恒直看成是“敌对者”了。他不但同情张恒直，而且尊敬他。他认识到张恒直是一个有价值的大写的人，为自己过去没有尽力保护过他而感到内疚，希望他今后在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将来有一天会从“三害”忠实的看家狗变成“三害”自觉的掘墓人。
议论最多，并且心里最高兴的，应当首推陈炳钧了。他后来看见李明的铺位上放着张恒直的草鞋，就指着它们对江涛说：
“这家伙知道自己要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一定吓昏了。你看他临走的时候把他心爱的宝贝鞋都忘了。”
但是，陈炳钧没有猜对。张恒直走的时候非常镇静。他早晨的矛盾心理重又统一在一个明确、单纯的思想里了。他几乎是怀着几分圣洁的骄傲接受新的处分的。而且，他走起路来一步一拐，两只生冻疮的脚疼痛得很厉害，他又怎么会把这双鞋给忘了呢？他是有意要把它们留给“小上海”。他希望“小上海”收下这双草鞋作个纪念。如果“小上海”愿意穿着它们过冬，那他就更高兴了。“小上海”啊，永别了！愿你快快改造好，早日回校学习。
可惜“小上海”并不知道张恒直的心意。再说，他也根本就不需要这双草鞋。生活里有不少人关怀他。他现在脚上穿着母亲从黄浦江畔邮寄来的皮暖鞋，皮暖鞋里又裹着女护士亲手编织的毛线袜，毛线袜里还套着女大夫赠送的羊毛袜。他要这双草鞋干什么呢？说实在的，他对张恒直居然会买这种草鞋很是看不起：太寒酸了，哪里还有一点大学生的气派！
倒是江涛眼尖手快，第二天就把草鞋穿在自己的脚上了。江涛认为自己穿这双鞋很合情理，因为他曾经招待过张恒直的弟弟，还送过他六角钱。
但是江涛也只穿了三天。他感到穿着这双草鞋走路不方便，有点磨脚；于是他把草鞋脱下来，作为一项礼物送给了领班的朱师傅。
朱师傅收下这个礼物，嘴上虽然不说什么，眼睛里见到江涛总觉得处处顺眼，耳朵、鼻子、嘴巴生得全是地方。
写于六七年冬缺煤取暖
后记
本文写作的时间是1967年冬天，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猛烈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际。当时我作为被专政的对象，在红卫兵的看押下在农场劳动改造。我利用劳动间隙和晚上规定学习毛着的时间悄悄写成这篇小说，用了一个不醒目的标题：《信》。脱稿后即和另一篇小说《雪》一起转移到农场外面友人处存放，直到1975年东窗事发，才又和这两篇小说见了面，不过是在看守所见的面。我没有见到自己的手稿，是审讯人员挑选了其中一些词句读给我听，命令我老实交代其反动、反革命的意图。审讯人员把我的手稿列印出来，人手一册，其中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陈云甫是谁？”E
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和阜新受到大约数十次的审讯（确切次数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问题之多不难想像，随着岁月的流逝，绝大部分已经忘却，但上述这个问题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好在审讯人员把火力集中在《雪》上，认为它更反动，对《信》实际上是漫不经心地放过了，加上审讯人员（都是公安干部）有些文化水准似乎不很高（恕我直言不讳），对小说手稿的审讯主要囿于他们认为是反动、反革命的词句上，关于陈云甫的问题只是有人提了一次，没有追根刨底穷追下去。
因为这两篇小说，我有幸游历了六个监狱：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天津市和平区看守所，锦州市看守所，阜新市看守所，锦州南山监狱和辽宁省盘锦劳改队。四人帮垮台后，我母亲根据从狱中捎出来的材料逐级向上申诉，直到写信给当时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我是先出狱后平反的（名曰：释放候审），最后又通过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才要回了手稿。区法院院长是一位办事谨慎稳妥的人，尽管上级法院正式下文，他还是不放心，在交还我手稿以前又下令将它们打字存档，这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偶然知悉的。至于公安局的打字稿在我判刑以后是否还保存，就不得而知了。最近读了叶永烈先生的新著《反右派始末》，感触颇深，夜不能眠。历史不应忘记。我决定将手稿作为个人资料输入电脑保存，仅修正了个别错别字，并加上必要的注解，但不作任何加工或修改（虽然我知道一篇小说是应该反复修改的），这是为了尊重历史，和法院存档的打字稿基本上没有出入。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我应该如实说明写作这篇小说的初衷了，因此，把标题改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命运》，并且加上一行献词，以点明题意。如果读者细心体味，不难看出：小说的内容是描写1958年在某农场劳改的右派大学生，但作者也想隐晦地表达他在1967年冬天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D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看法，所以主人公应该是三名共产党员，即张恒直、陈云甫和汤达凌。
审讯人员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陈云甫是谁？我想，读者会见仁见智，无须作者赘言。
1996年2月于上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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