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张恒直坐在荒草丛里。他的头愈垂愈低，快要贴着胸脯和肚子了；两只手紧紧地按住跳得很剧烈的太阳穴。
他的前面是一个湖。月亮慷慨地洒下了大量银白色的光耀。湖水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有风。湖面上时不时飕飕地闪跳起一两尾亮晶晶的鱼儿，搅动了宁静的死水。在他后面不远，有一只青蛙发出咯咯的哀鸣：它不幸被蛇盘缠住了，正在奋力挣扎着。
他突然站起来，步履沉重地向着湖走去。他没有太多的思想，只觉得前面就是自己的出路，因为党把他完全抛弃了，而且还借用敌人的手来打他——这是他最痛苦的。他听别人背后议论过江涛的历史，说他过去当过国民党青年军的上士文书。
张恒直漠然地向前走去，两只脚已经浸在水里了。他忽然听到近处有一个声音在叹息：
“张恒直啊，张恒直！谁会想到你有这么一个下场！”
他猛然刹住了脚步，茫然地环顾左右前后。此时此刻，在这荒僻的旷野里，他的眼睛在月光下所能看到的，除了水、杂草、乱石，以及扬树和槐树，还是水、杂草、乱石，以及扬树和槐树。青蛙不再鸣叫，大概已经被蛇吞到肚子里去了。周围寂静得令人窒息。在他的头顶，那一望无际的铅灰色的天空，有一颗流星拖曳着一道长光疾速地划破小半个天空，陨灭了。他记得当小孩子的时候，在夏天的夜晚，母亲曾经对他讲过：每一颗星都代表着一个人；天上掉下来一颗星，就表示地上要死去一个人。
他的脚浸泡在水里，木然地站着，也不知道站了多久。脑子里混沌沌的，生命好像已经凝固了。从远处断断续续地传来了几声火车尖厉的长啸。沉睡的生命被唤醒了，他的两只脚又开始活动了起来。在他前面十来步远的水底下，倒悬着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像一面明净发光的大圆镜。他向着水底的明月走去，心想走到那里大概差不多了。可是月亮好像故意要躲他：他走几步，她就退几步；他站住了，她也停住不动。他继续向前走，她也跟着往后退。水已经没过了胸脯，快升涨到脖子上了，月亮依然离他十来步远，像是在和他做游戏，就是不让他接近。他一时弄不清是什么道理，感到有些奇怪。正是这奇怪的感觉，唤起了他的思想，冷静了他的头脑。他的身子摇晃得厉害，就要站不住了。这时他的耳边回荡着一个声音：
“……受到各种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批评、打击，以至委屈和冤枉，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党员都是要经过的，这并不是党的无情，而是党在阶级斗争中不能避免的现像。”
这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的一段话。这段话提醒了他。他的思想顿时像一锅滚开的沸水，在剧烈地动荡，翻腾。他受到了内心的自我责备：
“张恒直！你要干什么？你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你自己的过去，你不感到可耻吗？你对得起当年的营首长吗？”
可是另一个声音不甘示弱地反驳了：
“不是我背叛了党，是党遗弃了我，把我当成敌人来对待。我除了只好用死来向党表示我这颗赤诚的心，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在他的头脑里，两种相反的意念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前一种思想逐渐占了上风。
“你有没有尽了你的一切努力让党了解你？难道你就不能忍受一些暂时的委屈？你正处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里，难道你甘拜下风，让江涛他们踏着你的尸首去玷污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快快抛弃这个念头吧，永远也不要这样想了。这是懦弱的表现，这是可耻的叛变。”
……
他摸回到自己的铺位，挨着“小上海”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天濛濛亮了。他不动声色地起来洗脸、吃饭，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从这一天起，他又开始拿起笔悄悄地写起来了。他知道大学党委不会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要给市委写信。党章上有明文规定，党员有权利向更上级反映和申诉，直到中央。如果市委也不能公正地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他就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控告。不过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忙，有多少国家大事要日夜操心啊！他不好意思为了自己一个人的事打扰他们。他相信市委一定会圆满地处理他的问题。他的信写得很长，很认真，把反右以来自己所受到的种种委屈都倾吐出来了，最后还用一种悔过的心情告诉市委他那天晚上的错误行为，并且向市委保证今后绝不再起自杀的念头。——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绝不应该向党隐瞒任何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哪怕是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所以他必须向市委坦白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可耻的叛变行为。
市委收到了这封信，很快就转给了大学党委。大学党委又把它转到了农场。因为张恒直在信里曾多次提及自己在鸣放时期经常和王本湘一起活动，认为王本湘多少可以给他作个证明，所以大学党委还随信特地附上了叫王本湘本人写的一份材料。王本湘绞了一个星期的脑汁，在这份材料里列举了张恒直平时、尤其是鸣放时期的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最后写道：
根据以上无可争辩的事实，以及他平日给我的感觉和印象，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只不过他比别的那些赤膊上阵的右派分子手段更狡猾更阴险罢了，所以也更能暂时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
中共预备党员王本湘
一九五八年十月×日
汤达凌匆匆地读过了张恒直的信，连同王本湘的材料一并推到陈云甫的面前，气冲冲地说：
“你看，这家伙也真是欺人太甚了，居然来这么一手，把市委当作阿斗。”
陈云甫接过了信和材料，一字一句看得很认真；看完后他阴郁地笑了笑，然后抬起头望着坐在桌子对面的汤达凌，慢吞吞地说：
“他倒是告了我们一状。”
他的话好像是对写信人的讽刺，又好像是自我解嘲。汤达凌顾不得仔细品嚼，话已经从喉咙管里冲出来了：
“狗急跳墙呗！到头来还是自找苦头吃。”
“这个人能不能变得聪明些呢？”陈云甫忽然提出了一个叫人莫名其妙的问题，接着又侧转身子，向着墙上的日历感叹地补充了一句：“但愿他有一天会变得聪明些。”
汤达凌显然没有理解陈云甫的意思。他恶狠狠地说：
“没有用。我见过这号人，他们就是贱：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汤达凌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站起来兴奋地连吸了几口。陈云甫眼睛盯着袅袅的青烟，心里很不以为然，但他一言不发地等待着对方继续说下去。果然，汤达凌又开口了：
“宽大不能无边。现在就该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看他掉泪不掉泪！”
汤达凌这几句话，陈云甫听了特别刺耳，甚至在生理上起了厌恶的感觉。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接触马、恩的著作，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什么而言的。可是不幸得很，这个词的原意被人有意无意地扩大化和庸俗化了，到处乱用，成为某些人手中最爱挥舞的一根棍子。面前这个人也是这样，虽然他的官职还只有芝麻、绿豆那么大。自从召开了全场斗争会，陈云甫对张恒直这个人就有了更多的观察和了解，老实说，那时他心里对这个问题就有了底。现在又研读了这样一封信，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张恒直不但不是右派，而且是一个忠诚老实、对党怀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后面这个原因，他才干了不少在一般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蠢事，包括此刻摊在桌面上的这封信在内。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感情不能照相、录音，也没法用天平、尺码来计量。归根结蒂，他不能对汤达凌说明，也没法向党委解释，用这个没有一定形状和体积可查核的感情来推翻文字档案上记载的事实。更何况反右是毛主席的决策，一旦被正式定上右派，谁也没有办法，即便是颇有名望、而且在党内资历很深的老革命，像冯雪峰和丁玲，也一样被当作敌人对待。他很了解生活。生活有它自己的逻辑。他看了一下手表，慢慢地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信，带点病人常有的忧郁神情说道：
“你来处理吧。我下午要去医院看病，有预约挂号。今晚大概不回来了。”
下午，房间里只剩下汤达凌一个人了。他坐下来，开始给党委写报告。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燃尽了，报告仍旧停留在开头那几行。“小百花”剧团那位“她”，昨天给他打来了一个电话。此刻她的面影随着缭绕的烟雾在他眼前飘来飘去，搅得他心神不定。他终于扔下了钢笔，对着面前的白纸喃喃骂了一句。他离开了桌子，背着两只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烦恼中，他忽然灵机一动，给南区队打了一个电话，把马伟章传召到自己面前。他把张恒直的信拿给马伟章看，并以组织的名义宣布，给他三天的劳动时间，授意他草拟一份呈交党委的报告，但要“绝密”，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这是组织上对你最大的信任，也是对你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汤达凌说，脸上呈现出严肃凛然的表情。“如果你辜负了我们共产党的信任，敢于泄露一个字，后果自己去琢磨吧。”
马伟章衔命回去，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根据汤达凌的指示，张恒直来到农场以后种种抗拒和破坏改造的罪行，从煽动陈炳钧翻案开始，一直到越级向市委告状为止，马伟章全部条理井然地整理出来了。汤达凌看过后非常满意，仅仅修改了几个错别字，此外，还在末尾添加了一条罪状：他为了达到翻案的目的，竟卑鄙地用自杀来要胁市委。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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