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9月10日讯】这阵子，关于法官的政治倾向问题，再次成为台湾政坛上纷扰不已的争议。尤其在陈水扁总统质疑司法人员“色彩偏蓝”，以及新闻局长谢志伟提出“审理政治案件的司法人员公布党籍”的说法之后，相关的争论、放话就未曾稍歇。事实上，这项议题并非始于今日，而我们也不必乍闻任何争议，即以“口水”视之；相反的，这项议题之始，以及有关之论辩，确有其重要意义。

关于司法人员的政治立场是否偏颇之疑，以执政当局当前的术语来说，是一项关乎“转型正义”的重要议题。其实，也就是在今年的七月底，在前东德总理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ere）以及前德国党产调查委员会官员费雪（Malte Fischer），前来台湾参与一项“转型正义经验比较国际研讨会”、并受到陈水扁的接见时曾指出，德梅季耶在演说中提到东德的转型正义经验中，曾经有50%的法官因不适任而遭淘汰，而检察官的比率则更高，陈水扁同时也慨叹在台湾并未做这样的处理。

因此，当前主张司法人员之政治倾向必须被严格检视与进行处理者，便是以“转型正义”作为主要说法而提出的。而这转型正义之说，自然牵连到过往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历史中，许多在司法体系中所曾经存在的“不当作为”，或制度至目前为止尚未能进行清理。因此，对照前社会主义国家之经验，这似乎是一项至关重要而必须严正以对的课题。

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该如何进行？这牵涉到庞杂的历史诠释与政治利益，在此，我们并无意愿、也无能力以一篇短文来进行界说。但是，若是依据这一转型正义的国际比较经验，而贸然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划上等号，就非常有必要厘清其间之差异了。

包含前东德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可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一些很主要的特征，亦即，整个社会除了被单一的权力机构（例如一党）所完全宰制之外，这样的社会在意识型态上也是一元的，整体社会被铺天盖地牢牢控制而无丝毫自主空间，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以一种“自觉共识”的方式来遵照权力垄断者的意志而行为，处于一种全面的顺从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其实仅仅只是一种修辞而并无实质意义，它是统治者的爪牙、却也是统治者本身。

那么，过往国民党在台湾“一党独大”的统治期间，是否也是这样一种“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呢？其实不然，而且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国民党过去在台湾的统治形式，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集权主义”（centralism）或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型态。这两种统治型态看起来也是一种统治者以集中化的权力垄断、且以压制性的手段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但是，在这种统治型态下的社会，并未如“极权主义”社会一般，被完全的“一体化”，而仍然保持有相当的自主空间——即使在当时是有限的。也就是因为自主空间的存在，也才会萌生后来要求民主化的反对运动，并成功的推动了台湾的政治转型。如是这般，“极权”与“集权”或“威权”是不同的，过去的台湾和社会主义国家之比，也就是这二者间的差异。

因此，即使台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司法本身也是受到统治者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社会主义下的控制，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一种强制下的屈从，而后者不仅是在利益上的一致化，更是藉由意识的内化（例如，透过党文化的渗透）而“自觉的顺从”。也因此，台湾的司法人员在过去的政治民主运动中，只要强制力一旦稍减，仍有空间发挥推波助澜之功，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体制却完全成为统治结构的一部分，而必须在共党垮台后进行必要的严格检视与淘汰。

依此对照，我们便可有较为清楚的认知，亦即，台湾过往的司法体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体系，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遂行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正义”，在台湾却不能依样画葫芦，否则，不但“转型正义”无法得到真正的正义，更严重的是，将会让我们更看不清共产政权的面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