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加国就业情况被普遍认为理想——单以7月的数位显示，失业率是6%(在加国史上算是一个低水平)，而这大大可以归功于世界各地对本地原材料的需求甚殷。然则同处一国的制造业工人却要面对从亚洲新兴制造业力量的竞争，就业情况受到压力。与此同时，不少新移民也未能受惠于低失业率的环境，在就业问题上仍要面对重大挑战。

要理解新移民的就业问题，我们先要了解全球化之下劳工市场的发展大势。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2004年于“经济大时代”一文中曾经指出，自从东欧、俄国、中国、越南及印度等国加入国际生产的竞争，“知识资产的价值会相对地比劳力的价值升得快”。事实上过去20多年不少前共产及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大量释放廉价劳动力，劳力供应急剧加增令已发展国家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面对强大的下降压力，而这并不代表劳工阶级被剥削。

如果政府勉强以法例推高工资，则会同时影响就业情况。与此同时，知识型人材由于相对上供应有限，工资及就业比较守得住。然而过去一段日子，美、加不少企业都逐渐将一些服务性及知识型工作外判到中国、印度等地，在本国的“知识型一族”并非稳如泰山！

在现时全球各国加入经济竞赛的年代，灵活而富弹性的劳工市场为增加就业机会的先决条件。可惜我们的劳工市场显然过分地被规管，最低工资的限制便是一例！

最低工资的支持者，出发点是希望低收入劳工待遇得到提升，动机大多善良。然则我们在考虑任何法例之时，一定要留意任何法例本身犹如双刃利剑——一方面保障了某些权利，但同时却限制及削弱了某些的自由。在最低工资的法例下，员工的确是受到某程度的保护，但所付的代价却是丧失了和雇主议定工资的自由。相对于市场供求下所出现的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强逼雇主要付出比“市价”较高的工资。雇主在最求利润的原则下，可以选择减少聘请员工(例如以机器代替)去平衡最低工资法例下的额外支出，甚至选择减少投资、创业或者宁愿把资金投放到其他国家，最终令致社会整体的职位减少。

在现实环境中，最低工资的牺牲者当然不会是医生、律师这些知识型雇员，反而是最欠缺学历、技术、工作经验及人脉关系，最需要工作维持生计的一群，难怪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生前会因为最低工资损害黑人(当时的一种弱势社群)而大力反对！现时我们部分华裔新移民饱尝寻找工作之困难，与本国最低工资政策岂没有关连？

笔者建议政府放松工资下限，让雇主与员工有更大空间因应市场情况议价，既可增加加国经济体系的灵活性，又可以让新移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对于技术移民难以找到一展所长的工作，可能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海外资历不获承认有关。究竟政府能否协助加快海外资历的认证过程？倘若不能做到，笔者恐怕加拿大将难以成为留着人材的地方。

当然，寻找工作的移民朋友也可以尝试申请其他省份的职位空缺，免得将自己的前途局限于一省之内。与此相关的是去年卑斯省和亚省签署了TILMA协议，包括互相承认彼此的“职业证明”(occupational certifications)。此举绝对有助改善两省劳工的流动性，菲沙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去年的一篇文章亦以“非常的成就”(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去肯定TILMA。

推以广之，其他各省如果可以共同签署类似的协议，相信可以有利于国民(包括技术移民)于全国找寻与本身学识、经验相关的职位。文章来源：【看中国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