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的鲁国,政权握在季氏手中,哀公四年至二十七年(公元前506→前468年)执掌国政的是季康子,季康子权倾鲁国,他的叔父公父文伯是很受宠信的大夫。
公父文伯自以为官列大夫,侄子当国,很是体面威风,慢慢的滋长了骄奢之心。一天,他退朝回家给母亲敬姜问安,有点趾高气昂。老夫人一生勤俭,尽管满门高官厚禄,她也可以坐享荣华,但她并不这样做,仍然像普通百姓的妇女那样,时时坐在纺车前纺纱。文伯见到母亲如此,大为不满的说:“娘!您也该歇息吧!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老母还在纺织,传出去不说我这个儿子没好好的侍奉娘亲,骂儿不孝,恐怕让侄儿季康子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
敬姜听了,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纺起纱来,一边纺一边说:“鲁国真要灭亡了!让你们这些人做官,国家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而你们却不懂得持家治国的道理。给我坐下,听我慢慢道来。”
文伯恭敬的坐在母亲的纺车前,敬姜语重心长的说:“古代圣王治国,把老百姓安顿在贫瘠的地方,让他们开垦耕种,劳其民而用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为什么?凡是老百姓懂得勤劳则事事处处与人为善,如果好逸恶劳,就善心全无而恶念滋生。自古以来,沃土之民好淫逸,贫瘠之地的百姓善良向义,这都是使民以“劳”与“逸”的不同结果。小到百姓,大至天子、三公、九卿、百官,都是同一个道理。天子与百官勤政清廉,则国家政治必然宽仁体德,天下安宁。老百姓也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一日懈怠,则家安人旺。”
听着母亲的教诲,文伯频频点头。当敬姜讲到这儿,文伯心想,这些都是男儿的事,而且我们家又不缺吃少穿、马肥车轻、满门官服、拖丝曳帛,还需要高龄老母亲自纺织吗?于是不解的说:“娘所言皆男人之事,孩儿不敢好逸恶劳,但您年事已高,本当坐享清幅,又不是儿子不孝。”
敬姜接着说:“你再听我讲,怠惰,在上天看来是有罪的,这是古往今来的制度,非但男人如此,女人也是一样。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内子、命妇、烈士之妻,都要做女红。自上而下,人人勤劳,谁敢起妄念贪图安逸享乐?今日的我是一个寡老太太,你又是职位在下的大夫,朝夕侍奉君王。我担心你忘怀、背弃先人的志业。况且我看你渐生怠惰,发展下去将可能无意中获罪!我希望你朝夕提醒我一定不要废弃先人之业,可是你今天却说我为什么不坐享清福。以此看来,你虽然世袭了父亲的官职,我却害怕这样下去你会绝了季氏的香火!”
老母的谆谆教诲,以见微知著的道理,提醒儿子戒奢戒怠,使公父文伯深受启迪:原来老人家纺织不辍,是为了以其身教使儿子勤于政事,克勤克俭,方保家祚永昌。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更是受用无穷。
“一勤天下无难事”、“勤能补拙”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谚,能流传至今,当然有它的道理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更明白告诉我们:勤于工作的人,绝不会贫困!
今天的孩子都是家中的心肝宝贝、父母的掌中明珠,如果从小到大,事无钜细,大人全包,什么都代劳,那么一遇事儿就杵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一样,等着你替他解决。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让孩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该做的事,才是正确的家庭教育。
台湾也流行这么一句话:有勤快的妈妈就没有勤快的儿女。越俎代庖实在是不智之举,那样就变成爱之适足以害之了!适时的指导孩子做点家事,不仅能养成勤劳的好习惯,同时敎会他们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培养责任感。有承担后果的观念,有接受挫折的勇气。
不要让孩子成为温室的花朵,遇事就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入翅膀下装做没看见,与我无关。解决了一时可解决不了一世,人生在世,什么事最终都得自己一人独自面对的,何不从小就养成以“勤”字来破除一切的难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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