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3日讯】就中共建政后的历史看来，社会运动的发生似乎不是新鲜事，但不同于毛泽东透过由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发动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抗议行动，且各种抗争几乎都有一共同特征，即抗议群体的“生存危机”以及政府的腐败，抗争方式也非不满与疏离感，用敷衍了事、旷工与消极怠工等“弱者的武器”来宣泄，而是上街头游行抗议、罢工，甚至制造骚动、攻击代表压迫来源的政府机关建筑物等。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由1994年的1万件增加到2003年的6万件，成长6倍，年均成长17%，此外，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成长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去（2006）年未经批准的群体游行、示威、集会活动已超过十万件，超过800万人次参加，平均一天发生将近300件集体抗争事件。启人疑窦的是，为何在一个向来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会发生如此高频率的社会抗议事件？

　　深究其中可发现，此些抗议事件多涉及经济发展的“分配”不公，其中诸如农民的税费负担与土地问题、下岗职工未获得应有的补偿、房地产的无度开发所造成的拆迁问题、地方工业盲目建设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此些现象再加上地方官员贪污腐败以及执法不公，更加深其中的冲突。近年来见诸报端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屡见不鲜，包括重庆万州的“挑夫事件”、安徽蚌埠万名退休工人“集体散步”、河南郑州市中牟县“汉回冲突”、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因大坝截流施工所引爆的冲突、广东番禺区太石村事件和“汕尾事件”等等，此外，学生集体抗议事件亦层出不穷。

　　为避免频发的抗议运动串连，中共所制造的是“孤岛效应”，一方面透过媒体封锁，另一方面则是动用编制和管理完全军队化的“武警”镇压示威活动。我们发现，在党国权力的“软硬兼施”以及各种策略运作下，虽使高频率的社会运动无法形成全国性的抗议与政治效应，但“治标不治本”的结果往往为下一个更大的抗争累积能量。目前中国政府透过“亲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政策主轴，虽获得民间极大的赞赏，但问题在于，若此种“重视弱势”仅止于口号而非实质，将只是徒然增加人民的期待，而在中西历史上，各种“期望升高所带来革命”总是极为巨大且难以抵御的，而此亦将是中共“十七大”的难题，也势必为二００八北京奥运的顺利举办投下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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