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3日讯】《经济学人》通常很少发表外人的署名文章，不过5月31日却罕见地发表了一篇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三页随笔，标题为“我所学到的东西”（What I have learned）。在该文中，布莱尔花大量笔墨畅谈外交政策，着重对他在任十年中所得到的教训。全文分成五个方面阐述，同时也简要论述他在内政方面的实施和理念。以下是布莱尔随笔的全文，由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金沙翻译，标题为本文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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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你如果告诉我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我将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在外交政策上，我会吃惊，有点震动，也许会政治性地提高警觉。即使今天，我们参加竞选也都是集中在内政上。外交政策很少赢到选票，而且很容易让你失去选民。可是今天的现实越来越清楚，作为领袖，我们必须在思考、工作和行动的时候顾及全球。

十年来我看着这个趋势成长。如果你在十年前告诉我我将会对抗恐怖主义，我会相当理解，但是认为你指的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今天外交和内政之间的分界线正在模糊。气温的变化在发达国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只有全球性的动作才能克服它。巴基斯坦发生的事影响到英国的街市。民众的大量迁移只有各个国家的内政能够部分的解决。经济则受到全球化的势力操控。

此外，世界的次序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力量随着它的经济力量增长。印度将难以匹敌。日本正在和过去告别。俄国日益变得主动。

在这个时代，外交政策不是离开坚硬难办的内政改革的，有趣的一种调剂。它是将一个国家的面孔显示给世界，让别人对该国形成概念的要素，也是它对自己的认知的一部分。

我们都说互相依赖是现代世界的特征，但是却经常看不到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它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全球发生的事情当中有一个清晰的利己主义。由于大众媒体和通讯技术在瞬间可以将有力的影像传遍全球，因此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国家间发生争执时用宣传来彼此对抗，观念和价值之争经由常规来解决。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的思考结果如下:

1. 参加游戏 不做旁观者

过去十年中，没有一件国际大事是我们不全力参与的。基于价值的观念，我们企图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国际社区，无所不包的议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帮助非洲摆脱贫穷，参与世界贸易谈判，以及在气温变化方面予以支持，这些比只做其中任何一件单独的事情都来得重要。它们表明一种态度，就是接受对别人的责任。国际政治不仅是出于兴趣的游戏，更是一种我们支持和为之奋斗的信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准备干涉，如果必要，甚至使用军队来预防种族的灭绝和压迫，还有经常发生在弱者身上的严重的不公平。英国在过去的十年中曾经干涉国际事务四次：科索沃、塞阿里昂、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每次都消除骇人的残酷政权。

巴尔干各国的教训

本周初我访问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民众，他们仍在挣扎，但是至少能够向往一个更好的未来。和他们一样重要的邻居赖比利亚（Liberia），现在已经是民主国家了。如果塞拉利昂落入暴力集团的手中，情势就会完全不一样。相似的情况，由于科索沃的关系，巴尔干各国现在可以想到成为欧洲联盟的一员。

因此当我们谈到达尔福尔时，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如果不用行动来改变这个情况，暴力会在苏丹的边界停止吗？在1990年代初，我们没有意志力向波斯尼亚出兵，直到失去了25万条人命后，我们才了解我们没有其它的选择。

有人说，除去萨达姆或塔利班这些独裁却保持秩序的政权，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的苦难更深了，恐怖主义也更加蔓延。这是迷惑人的危险说法。这个说法的真正含义是因为这些保守、邪恶的势力会利用恐怖主义强力抵抗，防止这些国家和人民在独裁政权消失后站起来，所以我们应该让这些人民留在独裁政权之下。它的含义是我们为信仰而战的意志由我们敌人反抗的意志来决定，它们反抗强我们就应该弱。在这样的基础上你不可能赢得任何的胜利。

重点是我们英国应该深深的卷入这些事物，因为最终它们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建立的议程不仅应该包含自由、民主的价值，对于他人的责任，同时也包含平等和公正。

2. 跨越大西洋的合作依然重要

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是，在大西洋两岸有些地区对于两岸联盟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两岸联盟对于我们的未来和过去一样的重要。我不是指左派广泛的反美主义，这部分容易解决。

它更是一种游离，是一种偶然间再度出现的孤立主义，左右两派都有。现在在英国有些媒体和政治主张以欧洲为主，希望在外交政策上脱离美国的影响。我疑惑的是英国要从何处取得联盟。传言说英国不经过传统的欧美外交通道，和中国及印度发展了一种新的策略上的关系。现实点吧。当然我们要与中印保持关系，但是我们背后如果有强有力的联盟，对于它们的影响会更大。

在欧洲我们想:和美国保持紧密关系值得吗？我们最好问问，美国的政治领袖是否依然将英国看成他们最先招呼的地方。

不管有多少差异，我们应该相当清楚。欧洲和美洲分享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应该紧密的联结。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跨越大西洋的联盟，也就是一个强大、有效的欧盟。一个衰弱的欧洲是一个可怜的盟友。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欧盟国家间更加合作和更有效的欧洲机构。在一个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有超过欧盟三倍人口的世界中，没有欧美的联盟就完全跟不上时代。

3. 对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要有清楚的认识

我担心全世界，特别是大部分欧洲，对于恐怖主义的看法是被危险的误导了。如果在911事件后我们有犯任何错误的话，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恐怖主义是根深蒂固且无远弗届的。将塔利班政府移除似乎比较容易，但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则困难得多。恐怖主义的成长已经超过一代人，是真实的信仰，这些人下定决心要比我们耐久，我们疲累的时候他们不累，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时，（特别是有人认为几个狂热者的行动不会影响我们西方人的舒适生活的时候），他们却意志坚定而目标专一。

人们过分重视极端主义者在所有的争端中采取的不同形态。他们指向历史的荒谬，例如塔利班事件中参有伊朗的势力。最荒谬的是，这些人说恐怖主义者在武器、人数和支持上和我们比都显得微不足道。

这完全迷失了重点。革命性共产主义（revolutionary communism）有许多形式。它选择你想不到的同伙。而我们花费几十年的时间面对它。

这个新的恐怖主义有一个和正统伊斯兰教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但是却在伊斯兰的世界里挑起牺牲和怨愤的情绪。许多人不同意它的手段，但是太多人分享它的感受。它的世界观是完全反动的。但是它对恐怖主义的了解和在全球化时代中的力量却是惊人的复杂和富有谋略。

它可以进入任何地方，只要该地区的和平脆弱或可能发生冲突。它只要应用恐怖手段就可以打破和平，引发冲突。在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它显示了立刻传遍全球的恐怖冲击力:没有比对无辜者的大屠杀更有冲击力。它学会了只要使某个国家对恐怖有所反应，那个国家就会不由自主的使恐怖更加强壮。

现在在中东，恐怖主义阻止了伊拉克的进步。它对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和平努力毫不理睬，而且正在使黎巴嫩的民主在边缘上摇晃。这一点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恐怖份子已经成功的扭曲了我们对所发生事情以及发生原因的认知。他们使我们责备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一再辩论移除萨达姆的对与错，但现实情况是：如果你能把萨达姆倒台前伊拉克的盖达组织从巴格达及周边的冲突中抽提出去，没有汽车炸弹对准民众，没有对萨玛拉大清真寺的摧毁，使局势平缓是可能的。比如，在安巴尔（Anbar）省，逊尼派缓慢但切实地反对盖达就是一个明证。在南部的巴斯拉（Basra），毒害这个城市的是迈赫迪军（Jaish-al Mahdi）和其它受伊朗政权支持、资助、和武装的团体的暴力和犯罪。移除盖达组织，移除恶毒的伊朗活动，情况就会改变，甚至转化。

真实情况是，伊拉克的冲突已经蜕化成一个被到处对抗我们的那个力量直接煽动的东西。可是西方一个更大的声音却希望我们退出。恐怖主义已经达成使我们特别麻木的目标。在巴勒斯坦的事件中是谁因缺乏进展而受到责备？西方世界。在黎巴嫩，又是同样的势力故意挑起危机，但结果是谁被指责？以色列。

在阿富汗，塔利班明显的接受伊朗政权的支持，包括军备。他们已经从别处学到了经验。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制造足够的混乱、杀死足够的西方军人，我们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它就会变成另一个“一团糟”。一旦它成为一个一团糟，这个烫手山芋就会被丢到阿富汗政府和它的西方盟友的大门口。

仅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就看到恐怖份子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印度使用炸弹，并在沙地阿拉伯遭到逮捕。没有一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免疫。在非洲、苏丹、索马里亚，甚至在如尼日利亚那样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共存的国家，恐怖主义都是活跃的。

这个威胁在任何地方抬头，我们都没有选择，任何要求都无法商议。它必须被打败。

4. 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仅靠军队和安全设施是不会成功的。这是一个政治的挑战。恐怖主义利用人们的情绪来招揽成员。它只能够被一个更好、更深刻、表达精准和明确的相反观念所克制。

但是这不会发生，除非我们站出来维护我们的价值观，为我们的价值观感到骄傲，并坚定地倡导它。没有比企图将“民主”或“自由”标榜为只是“西方”理念，对于别的，我们想要将它实现的国家不适用的说法更荒谬的事情。也许很可能有觉得“民主”或“自由”对它们不适用的政府，却没有这样的人民。有谁会投票推翻民主？或者选择秘密警察而不要言论自由？

这些价值具有广泛性。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反对极端分子的理论：他们对于国家的反动看法；他们拒绝让人民在和平中昌盛；他们对于女性极端落后的看法。我们不但应该谴责他们野蛮的恐怖主义手段，而且尤其要反对他们对西方国家虚幻的怨愤。我们需要支持并帮助动员温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来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比认为除去阿富汗的塔利班或伊拉克的萨达姆和他的儿子们，代之以一个可以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所产生的政府，是对回教徒的侮辱更荒谬的了。我们应该指出，那些用恐怖杀害回教徒的人事实上也是其他的回教徒，而这样做完全违背可兰经的教义。

然而这样的做法只有在积极并且公正的使用下才会有效和显出威力。这一点就是我一直认为左右两派的政治互相妨碍对方的原因。问题是右派在需要巩固军事和支持自由上是对的，而左派在要求正义上也是正确的。

对恐怖主义思想的打击不会成功，除非人们把这样的行动看成是因对正义的承诺而促成。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端如此重要，不但为了它自己，也是因为缺乏和平会导致苦难，从而会被极端主义所利用之缘故。先问一问你自己为什么伊朗当局中有些人会不遗余力地阻止问题的解决，然后你就会明了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面对由全球观念所形成的挑战。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一个更为周全的、基于我们笃信正当价值的世界观。

5. 它也攸关明日议程

这个议程的重要性是它同时允许我们形成一个普世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新的势力和利益很快就会有力量影响世界的走向。这个步骤将是对付极权主义的堡垒，同时在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日益消减时也会是一股文明的力量。我们需要为世界形成一个足够强壮的基础，它建立在对我们价值清楚和公正的承诺之上。这些普世的价值可以在世界转变的时候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

回到国内

这篇文章是为全球观众所写的，主要集中在外交政策上。但是在内政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教训。

1. 在今天的政治中，“开放对关闭”与“左对右”是一样重要。国家做得最好的时候，也是它准备对世界开放的时候。在经济上开放，远离保护主义，欢迎国外的投资，推行弹性的劳工市场。同时对于有节制的移民的福利予以开放。对于所有的国家，这方面的政策是一个广大的、持久性的区域。但是我不怀疑伦敦由于鼓励选择性的移民将会变得更强壮、更成功。

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现在跨过了左派和右派的界限。它们是容易弹奏的曲调，但是除了短期效用外，没有什么其它的作用。

2．国家的角色正在改变。今天的国家需要有能力，并且植根于和公民之间彼此的权利与义务的伙伴基础上。国家的涵义是深刻的。公众服务必须经过和私人企业同样的改革过程，即在职业方面、文化层面、以及社团领域的改革。

老旧、单调的规定必须破除。使用者必须给与真正的权力和选择。整个系统需要合理的刺激和奖励。目标应该是公共服务能够自然的适应和调整，自发的改革，而不是从中心来不断的激励和推动。不能允许政府机构的联合会有权决定公众服务的形式。

在英国，我们为公共服务投入巨大资源。但是我们同时也将健康服务开放给私人企业和志愿团体，引入一种由结果定费用的系统，建立竞争机制，并允许医院成为自治的企业集团。作为独立免费的学校，新的学院和信托学校将有发展的自由，它们可以与能够出资和管理这种学校的商界、大学和慈善团体合作。

3. 社会福利系统只有在分摊责任的情况下才有效。国家提供帮助，民众使用这些帮助来自助。英国现在正在立法的退休金改革，将在未来几十年中给我们一个我们能够负担得起、并对未来几代人都公平的系统。这个系统在保证每个公民都有一份基本养老金的前提下，鼓励个人有自己的资金，愿意投入自身资金的人可以期待更为丰厚的养老金。

4. 法律和秩序事关重大，比舆论所述更为深刻。以前，进步人士是那些要终结偏见和歧视的人，并且认为在犯罪上社会的原因是最主要的。保守人士认为犯罪是个体责任，所以反对歧视的运动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正确性。

今天公众能够清楚地区分个人生活方式问题与犯罪问题，对于前者他们给与自由，而对于后者则绝对严肃对待。这就是我所称为的有支持同性恋的权利，但犯罪必须严办的立场。这混淆了传统的左派和右派的看法。

5. 社会隔阂方面需要特别留心。从1979到1997年，英国最富有20%人群的收入增长（2.5%）比最贫穷20%人群的收入增长(0.8%)更快。现在已经相反。自从1997开始最穷人群的收入（2.2%）已经比最富人群的收入(2%)增长更快。然而这掩盖了低成就、被社会排斥的人员群体。升涨的潮水并没有抬高他们的船只。这种社会排斥问题在西方国家中相当普遍。

6. 最后，政党必须根本改变它们的运作方式。和神话相反，政治党派并没有消亡；公众对政治的兴趣一如既往。正如最近法国大选投票率所示：让人民真正的选举，他们就会出来投票。

但是和其它任何事情一样，政治也受到同样变革力量的影响，而非像部落一样经久不变。人们对于具体议题更感兴趣，而非意识形态；如果政治团体太僵硬会使人们退避；而且资讯的交流方法有各式各样。最重要的是，政治团体需要走出去寻求公众的参与，而不是等待公众在赋予参与权后才加进来。

因此，会员的资格应放宽，政策的制定要拓广并更具代表性，互连网和互动交流要成为规范。政治团体的大门应该向公众敞开。

交棒给你

以上是对我所学到东西的一个简短总结。我不敢将此称为对我继任者的忠告。我还比较幸运，很少接到我前任的公开“忠告”。

这个工作本身就足够困难。理解这一点，我对我的继任者只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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