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9日讯】（编者注﹕本文是发表在《新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周刊》第24期的专题﹐探讨香港97以后的新闻自由变化）。

第一篇文章﹕

文 ◎ 吴雪儿 图 ◎ 吴琏宥 ∕ 中央社 ∕ Getty Images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中共政权向国际社会作出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香港地理位置和历史作为中国大陆对外的一个窗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大陆的一个桥梁。因此，新闻自由成了检验香港是否不变的一个重要指标。

今年2月10日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58.4%新闻从业员认为香港现时的新闻自由比回归时有所倒退：主要原因是业界自我审查；其次是政府加强控制资讯的发放。另外，近6成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业界的自我审查较10年前严重，主要表现在淡化中央政府的负面消息（占受访业界20%）或淡化忖度中央认为敏感的消息（20%）；其次较多表现在淡化对传媒老板或其相关利益的负面消息。

记协对此表示震惊。由于自我审查并非一个被社会接受的做法，实际情况比调查所揭示的情况更严重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新闻公信力跌至最低

较早前，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6年就“本地传媒公信力”作出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从市民或新闻从业员的角度出发，比较以往数据，香港的新闻公信力跌至新低。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指出，在1990年、1996年、2001年及2006年的4次调查中，以今次评分最低，他认为这与传媒机构予人的政治立场，以及传媒报导时是否渲染暴力、色情及煽情的因素有关。

陈韬文说，在政治立场方面，传媒机构是否有独立性、具备敢言风格，还是面对权力中心进行自我审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评分。他说，自我审查可以源于对北京政府、港府甚至财团；评分大跌或可能是因为予人印象“立场不够独立，立场靠边站”有关。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说，早在九七前中共当局已经清楚讲明有什么不可以报导，完全是明显，不是暗示的，如不可以宣扬台独，特别是西藏、新疆的独立，不可以骂中共的领导人等。

九七后也是具体落实这些东西，所以出现了2000年香港有线电视台访问了吕秀莲，中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凤超出来说话，自始之后，香港的媒体就很少访问吕秀莲，访问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也会讲一些和台独没有关系的话题。

又如新疆独立问题，有个别的传媒拍纪录片讲民生的，但涉及到这方面都是有一个自我审查的机制，避免触怒中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消息少了，观点也是单面的。

脱不开中共外交观点

杜耀明举例说：“如北京要统一海峡两岸，现在很多报纸都不能够跳离中共的外交观点：不排除用武力。其实中国人应该是反对用武力去对付中国人，既然台湾是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民，更加不应该用武力对付。但没有一张报纸会说反对武力侵台。可以看到香港的报纸凡是讨论到台湾的问题就是讲到统一的问题，而不是说台湾的未来或前途问题，更加不是和平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观点上的狭窄化。”

杜耀明观察到在探讨中共政权最高层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报导方面相对也是少了，近期也有，但都是引用了日本的共同社、时事社或西方的纽约时报的观点多一点：“最出色是林和立，但他在《南华早报》被改调另一个职位，最后要辞职。有人做过统计，由林和立离职后，相对以前10年，有关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报导是少了很多，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巧合。”

此外，杜耀明指出香港媒体界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选择性报导：“如对于法轮功的报导，可以看到没有媒体报导法轮功，2,000人（退党游行）上街又如何！这清楚说明，中共有说法指法轮功是邪教，当时董建华狠到甚至想立邪教法，但因为国际舆论和很大的批评才临崖勒马。”

香港媒体采访的盲点

对于对中共领导人，北京政府的批评也是相对地少了，杜耀明提到自80年代以来一些报纸自圆其说的讲法，指北京有进步、经济好了，批评自然少了。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我们看到即使经济方面好了，但人权方面，现在国际人权机构都指出中国本身很多地方都是有待进步，还不时有恶化情况，对这些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监察？单看维权律师所遭遇到的困境，我们是否有较大的关心？这是我们采访的盲点，这些黑暗的角落，是港媒体没法清楚透视出来。”

香港新闻自由收紧，杜耀明认为，97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因为其实在97年之前已经过渡，自我审查在之前已经有，只是在程度上、方法和规模上有所不同。所以97年前有很多报纸已经作准备，真正讲及一些民主声音的是《信报》、《苹果》，间中有《南华早报》，其他的媒体已经很罕有，个别的报纸如《明报》可能是一个很中和的观点，中和并不等于中立，它会讲一下各种不同的观点，尽量避免自己的观点沾染到特别针对中共的批评。其他（媒体机构）更不用说，很大已经转向北京的观点。”

杜耀明指出，97年后香港经历了一些经济的危机，一些传媒机构已经支持不下要出售，结果有很多卖家是与中共有关系的人，一收购，观点的转变是可以预期的，只是他们还打着中立的外表，但实际他们所讲的东西都是中立、中产或代表一些亲政府、亲北京的观点。”

自我审查是自保行为

杜耀明认为，自我审查不是一个自我修为的问题，而是一个新闻机构或新闻工作者要面对的一种外在的压力或内部的压力而作出的理性反应：“如果经常有类似抓捕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的情况出现，让每个到大陆做采访的人都要很小心，这是一个很理性的、自我保护的行为，但有时是基于避免去触怒一些权贵而作出一种自保的做法，有时是避免广告上受损等等。另外，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暴力的倾向是大了，看2004年3位名嘴郑经翰、黄毓民、李鹏飞要‘封咪’，那是一个暴力的威吓，谁能做到这些事令威吓那么真实，让那几个当事人觉得那么真实，觉得要走？”

经济制裁亦是“不听话”的媒体机构所面对的压力，杜耀明说：“《苹果》、《台周刊》的经验是没有地产商的广告，未能百分百确定是否中共叫地产商去做，但会觉得是有关系的。这是由过去间歇式的做法到现在长期间很稳定的做法。壹传媒老板黎智英自己讲的，他在最近撰文中说，地产商对他们的制裁每年所造成的损失大概是2亿元的广告费，让人觉得很奇怪的是过去两年地产市倒好了一点，按理不应该没有广告的，这是一个估计。”

要用智慧和勇气去做

面对自我审查问题所出现的各种现象时，杜耀明认为，是需要作出检讨的，但香港对于这方面的反省很少：“自我审查的压力很大，这是客观存在的，外在和内部的压力都很大，但传媒工作者不用自动投降……现在的做法让新闻业界加高了难度，但不等于没有得做，要更加大勇气和智慧去做。”

作为大学教授，杜耀明指出，在大学的学习环境中，也存在着自我审查的现象：“在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些会坚持，有一些已经妥协，在学生当中很多时候是社会的反映，在报导同一条新闻，有些会坚持讲了真相，有些会坚决叫大家不要讲真相，也有我只能够鼓励那些讲真相的学生，告诉他们是是很难得的，社会很需要他们。对于那些基于其他考虑不讲真相的学生，我只能够告诉他们我的看法。”

第二篇文章

文 ◎ 吴雪儿

九七前后，中共官员的对外公开说话成为了香港媒体报导原则的“指引”，很多时候节目播出，当受到中共官员批评后，以后便不会再有类似的节目出现。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说：“中共领导人出口说了一些话，大家会知道后果在哪，即使不是法律，但实际上就像法律，会有多少的提防，因为要面对的不是被一些人骂，而是中共领导人骂你，你是否有勇气面对？”。反映不少媒体界自我审查背后的心态。

以下是九七前后一些中共官员就香港传媒发言的摘要：
1996年6月1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接受CNN专访时，强调香港新闻界九七后不能鼓吹台独及两个中国。

1996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访问，被问及香港人九七后是否可以继续举行像每年悼念“六四”事件的集会等抗议活动时，他回答说，将来香港不应该举行那些直接干涉大陆事务的政治活动，他又说，香港传媒可以提出批评，但不能传谣及报导失实，亦不能对中国领导人作人身攻击。

1999年7月，台湾驻香港代表郑安国在香港电台参加讨论，解释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于夏天提出“两国论”的正当性，节目遭到了支援北京和香港官员和一些知名人士的严厉批判，特首和政府发言人批评郑安国不应发表和身份不相符的言论。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也批评香港电台的某些节目“阴阳怪气”、“攻击政府和特首”。

当时的香港广播处处长张敏仪在同年10月被调离香港电台，到日本担任香港驻日本经济贸易首席代表。她4年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被调离香港电台的决定是在某种压力下作出的安排。

2000年4月8日，香港有线电视播放了访问吕秀莲的节目。吕秀莲是台湾副总统的当选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台湾是主权国家；台湾同中国是“远亲近邻”。几天后，4月12日，香港亲中共的“新闻工作者联会”举行〈台湾问题讲座〉。王凤超在会上发言说：香港传媒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国策，不得散布和鼓吹分裂国家的言论；对于台湾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分裂国家的言论，不能当作一般新闻和一般不同声音来处理。

中国民主正义党秘书长傅申奇撰文评论王凤超事件，他说，在大陆长久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央钦差的大官、小官、芝麻官，如没有中央指示，是不敢在重大问题上随便发表个人意见的。

傅申奇说，王超凤的讲话暴露了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实质：保留香港民主、自由的良好外表，运用中共强大的内、外压力，逐步削弱香港民主、自由社会的脊梁，即逐步把法治、新闻、言论等纳入中共的领导之下。然而，中共一定要达到这一目标，其代价就是使香港从繁荣的国际城市地位跌落下来。

2000年10月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赴北京述职，香港有线新闻记者张宝华反复追问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江泽民大发雷霆，并公开斥责香港记者所问的问题，来来去去都“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简单，有时很幼稚），那个被指“幼稚”的记者一炮而红，不过从那天起，她每次申请到北京采访都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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