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南柯一梦”回到解放前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5日讯】山西黑窑童奴打开了地狱之门，让人们看到盛世实际上是残酷的真相上：把我们带回“解放前”。
奴隶，是曾经共同的敌人，这个国家就是为了解放和根除奴隶而建立的。因为恐惧堕落为奴隶，堕落为专制政治的奴隶，堕落为残酷资本家的奴隶，而建立了这个国家。可是，如今一切没变，而且变本加厉的残酷真相，又出现在面前。山西黑窑童奴，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是绝望的恐惧，并不仅仅看到了地狱，而且看到了根除奴隶的失败：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做了南柯一梦，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深渊。这种恐惧，因为曾经几十年大力对奴隶制的指责和渲染，而不可遏制地，从山西，通过网路弥漫到全国，甚至全球华人。
我们再回到身边来看，那里没有无形的奴役，那里没有包身工？到大街上，计程车司机是包身工；回到家里，我们是个房奴，还是包身工。上医院，上学，那个地方，不是让你觉得自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包身工？
来自地狱的黑暗阴影，在大地上空扩展开来。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蓝丝带”、“黄丝带”等相关的活动小组。很多线民自发地在手腕，车上，窗前等显眼处系上同情“山西黑砖窖民工”蓝黄色丝带。一叶知秋，甚至瞥见未来的灾难临近，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凝聚成一种连带关系，基于对苦难、奴役的仇恨记忆，而凝聚成心有灵犀的共同体。
山西黑窑童奴既然造成这个国家根基下所镇压的恐惧和绝望，释放出来，那就必须回到这个国家奠基的原则来讨论，并且进一步讨论到今天的政策。山西黑窑童奴的关注，必然带入左右之争。左右之争是国家奠基至今都在进行的。左右要决定未来的走向，而展开争夺。并且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涂改，以增强战斗力。
经过几年的维权运动，左派，尤其是黑恶势力毛左派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最大的资本，嘴巴上宣称自己站在人民一边，被右派抢了。右派用维权运动和实际行动封堵住黑恶势力毛左派的嘴巴。黑恶势力毛左派一张嘴，就觉得很尴尬。这次山西黑窑童奴，右派勇猛趋前之后，左派坐不住了，于是在勇士后面放暗器，使绊子，设陷阱，把过去文革造反派的伎俩和无耻勾当重演出来。
右派进化到维权，搁置过去的左右之争，展开对共同敌人的战斗时，黑恶势力毛左派就暴露了，抗日战争时期给全力抗日的国民党背后插刀的丑陋伎俩：口号喊得比谁都凶，就是不打战，而且还要陷害打战的同盟军，并且与敌人勾勾搭搭。抗日战争日军就不打过黄河，那是因为有合作，就像今天黑恶势力毛左派阻击右派维权，暗中为黑恶资本家出力一样。
搁置过去左右之争的右派，承认资本家的自私本性，要求给资本戴上竹笼子。但是更警惕权力，要求给权力戴上铁笼子。而黑恶势力毛左派及其当家的一翼，要求增加中央权威，要求集权，实际上促成资本家和权力的结盟，脱去给资本戴上的笼子。他们谴责资本家，小骂大帮忙，他们反对资本家，实际上都没有想到要求集权，那么资本家更黑恶。不集权，黑恶资本家没有保护伞，就老实了。集权就是人性沉沦。黑恶势力毛左派，从来没有想到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或者他们根本就不考虑，他们是在不择手段，在获得权力。
维权右派，确实不想嘴皮上的争论，而想超越反思文革的左右之争。但是他们还是右派，是反思文革的右派精神上的儿子，有了自己独立的语境：与改革初期不同，不再面对文革，而是面对改革。超出左右之争，又在左右之争之中。这是与现实和解，并且引导现实前进的态度，而不是凌空虚蹈地空谈“超出左右之争”。
石勇写了文章《美化“右派”，小心操持的仍是“党内话语”》，反对山西黑窑童奴陷入左右之争，认为左右之争是“党内话语”，并且认为党内话语是弄权，思想界的话语，与党内话语不同，是反对专制的。
我想石勇反对的左右之争，是改革初期的。而且正是如此，他的语境局限于改革初期。
当石勇语境局限于改革初期，那么他开出来的“超越左右之争”，就是虚无主义的，没有找到现实的落脚点。只能说石勇在表达突破的欲望，当然还没看到他找到了合适的表达，与现实和解的表达。还是个漂亮话。石勇语境局限于改革初期，而用这种眼光去看别人，去批评别人，实际上，不过是往别人文章里添东西，然后反对这些东西。而实际上，别人已经到了另外一层境界。
还有他认为思想界的话语，是反对专制的，有点武断，例如进入思想界的毛左派就是拥护，不仅过去，而且现在和将来。还有很多，例如思想界的新左派，受到德国影响的那些人，鼓吹战争独裁的，大有人在。
超越左右之争的欲望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从改革初期走开来，往后回到1949年甚至民国。同时“超越左右之争”，不能没有历史质感，不能是一种空洞华丽的表达。当初李泽厚批评自由主义者没有历史质感，我想放在石勇这篇文章中，也可以这么说。
附录1
假如没有中央政府——首评山西黑窑童奴
陈永苗
目前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威已经丧失，而中央政府尚未被污染殆尽，而且没有到最后时刻，人民都对中央政府保持希望。一方面，他们不能不保持。不保持，那他们就没招了。另外一方面，中央政府有时还能出于国家利益，遏制地方豪强。中央政府即使和地方政府一家人，有时地方政府太为非作歹的，也扁扁他们。有专家认为，中央政府还有十年时间，还可以维护自己。
人们对为非作歹的地方政府，已经恨之入骨。“揭竿而起”的欲望，时时蠢蠢欲动。可是人们知道，已经到了热兵器时代，不容易抗争。中央政府的军队，是站在地方政府一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人们对为非作歹的地方政府，徒呼奈何。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央政府要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毕竟是脑袋和身子的关系。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为非作歹的尚方宝剑。这里颇为奇妙，中央政府也是人民的尚方宝剑。
市场经济到了今天，最大的问题，都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地方政府与民争利，黑社会化。可以说，放到“社资”之争中，“左”才是黑窑童奴的根源。当然资本主义才是，但是如果有限政府，地方政府就不会成为首恶和黑恶资本家的保护伞。受害的人民，不害怕资本家，可以起来抗争，但是他们害怕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如果再加上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就可以形成对抗和博弈。这样黑恶资本家，就被迫变成绿色健康资本家。
说来说去，地方当局保持“左”是为了维护权力，维护权力是为了与民争利，是为了实行黑恶资本主义。黑恶资本主义只有在“左”的羽翼下产生。“左”造成过去人民是自愿的包身工，拿着少部分工资，替公家干活。公家积累增值完成，被权贵分光。这是“左”的必然结果。现在造成人民是被迫的包身工。如今的毛左，不过是没有在黑恶资本主义中分到好处的失败者，他们鼓吹左，不过想自己成为黑恶资本主义。
中央政府是纵火队中的消防员。纵火也部分归于中央政府，消防也归于它。没有了中央政府，这个由左派放出来的黑恶资本主义之火，目前也无从拥有有效力量来收拾。所以我们还是乐见中央政府来遏制地方政府和黑恶资本主义。中央政府并不能因此获得人民的感恩戴德，因为这是他们对人民的赎罪。人民并不因此就顶礼膜拜，而应该把“问责”抛掷在温|家宝泪流满面的脸上。因为政府理所当然是公仆，这是他们的义务，而不是施舍。
附录2
资本家参政黑恶势力当先——再评山西黑窑童奴
陈永苗
山西洪洞县黑砖窑场窑主王兵兵的父亲王东记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曹生村党支部书记。其子的黑砖窑厂案发后，王东记也突然“蒸发”失踪，家人对他的行踪讳莫如深。有村民透露说，王家经营了几十年，在当地势力很大，一般人见到他都是躲着走。村民说，一般在农村大家都是按辈分叫，但“王书记是个例外”。
黑恶资本家又是一个人大代表！由这个新闻，我联想到了这几年我写时评所关注过的黑恶资本家，从沈阳刘涌长春桑粤春开始，再到今天山西黑窑王东记。我用google，打入关键字“人大代表+黑社会”，就看到了，凡是报纸上报导的，涉黑出事的黑恶资本家，几乎都有人大代表的头衔，从全国人大到县人大，各级都有。这些人都有黑社会背景，都是资本家，都是人大代表。看来各级人大已经被黑恶势力渗透，管道就是资本家参政议政。
刘涌是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沈阳市人大代表；桑粤春是长春吉港集团总裁，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王振松是河南嵩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登封市宣化镇第一届人大代表；侯建军是抚顺市兴业机械化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辽阳“4‧05”的刘伟经营灯塔市油化厂,灯塔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颇为奇怪的是，这类事情辽宁最多。看来要到各级人大打黑去。
新华网有篇文章《社会转轨拷问“人大代表”素质》中说，近些年，一些地方黑社会系列团伙在取得大量不义之财后也向政治渗透。在初期靠收买党政机关中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使其成为自已政治上的代言人，随着羽翼渐丰，他们不再满足让别人代言，而是希望自己能够来到前台，进行实际的参政议政。很多黑社会头目绞尽脑汁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到党政机关任职。例如最近抓获的黑社会头子张洪东等就是辽阳市人大代表，当地先后打掉的几个黑社会团伙中就有13人是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还有些代表并不是真正的民意所出，而是被行政内定的，一些代表的资格实际上成了官员身份的附赠品（例如书记、局长、某长等常被内定为人大代表候选人）。
长期以来，全国各地都发现地下奴隶制。地下奴隶制能够维持，并不在于它在黑暗之中，也不在于偏远，而是黑恶资本家与地方党政官员的勾结，地方官员的非法利益，或者不作为，才是地下奴隶制，成为事实上的存在。虽然法律上打击，但是由于地方党政的保护，部分“洗白”，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大街上。
对于黑恶势力来说，只要用金钱等买通自己所在区域内的实权人物，那么就可以减少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被买通者的级别越高，自己的风险就越小。在这样的保护伞之下，就形成法律不能追究的盲区，导致黑恶势力“合法化”。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是，自己成为人大代表，进入核心权力的边缘。
如此地方党政官员与黑恶势力形成利益同盟，这个同盟的中心在于黑恶势力，而不是地方党政官员。这个同盟不仅使黑恶势力“合法化”，而且可以造成地方党政官员与黑恶势力共用权力。这种共用不仅降低了国家权力的威信，而且使黑恶势力对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可以为所欲为，民众就无可逃遁，只能听凭宰割。因为民众在国家权力面前，惟一的力量在于根据宪法和法律讲理。而民众的这种讲理常常在黑恶势力的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在黑恶势力“行使”权力时只会感到恐惧、屈服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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