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日讯】(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荐轩）“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受到了包括政府总理在内的各界人士关注。

随着中国离乡打工的人数达到1.5亿，他们留在家乡、托付给亲友乡邻的孩子至少已经有2000万，甚至有报导说已经高达7000万。

中国曾流行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歌中唱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　像根草”。最近中国媒体留守儿童报导的一个标题就叫做“草样年华”。的确，常年见不着父母的留守孩子无疑成了有妈的没妈孩子，落得草样的生活也就不奇怪了。

孤零小草

中国政府的调查认为，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业、心理和安全等方面状况堪忧，中国警方最近还开始了对侵害留守儿童犯罪的专项打击。

留守儿童今天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使农业生产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至今没有超越的历史顶峰。换句话说，改革带来的制度优势到那时已经发挥殆尽，农村需要新出路。恰好城市改革开放加快，劳动力需求大增，于是80年代中期也成了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国农村劳动力以“386199”部队为主的现象就引起了农业经济学者的关注，这里的38-61-99分别以各自的节日代表着妇女、孩子和老人。要说留守儿童的话，中国的第一代留守儿童现在该是二、三十岁的人了，其中不少恐怕又已经流动了出去，抑或也已经留下了自己的留守子女。

浮萍一样流动的父母，小草般枯守的子女，有人说这或许是中国农民的宿命。然而，中国城乡二元社会所造成的留守儿童现象，其根源并不在农村。

无奈的留守

在我的记忆里，“留守”一词成为流行语始自90年代初一部叫做《留守女士》的电影，讲的是丈夫出国闯荡，妻子独守国内的故事，颇具纪实色彩的故事背后，是当时的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生活、制度、文化方面的差别以及出国潮中的人们面对这些差别时的无奈。

同样道理，今天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背后，不也是被经济改革抛下的农村和飞速发展的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别，不也是打工者面对这种差别的无奈吗？

没人不喜欢妻儿团聚，共享天伦，然而，有着上千年“老婆孩子热炕头”保守传统的中国农民还是以一亿五千万的规模走出去了，而且在农村留下了几千万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的抉择。

他们和孩子聚少离多，那些能找到工作，拿到工钱，又能买到车票，甘冒拥挤劳顿的父母或在新年回乡看上一眼，很快又得“春运”回打工的地方。能有长辈、亲友可以托付的已算幸运，不少年纪稍大的孩子已经独撑家门。留守儿童中，因无人照料身体伤残者有之、学业不良者有之，违法犯罪者有之，更有遭亲友毒杀和性侵害的案例。

“暂住证”与“暂读证”

在印度、巴西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贫民窟是一个社会病。但好在那里的一家人穷也穷在一起，苦也苦在一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城市管理，使中国的农民工即便愿意住贫民窟也不可得。

父母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吗？可住在哪里呢？是父亲的工棚还是母亲的女工宿舍？父母的收入够在城里养活一家人吗？孩子上学去哪里呢？城里的学校就算接收，他们也交不起那够父母挣上十年的借读费、赞助费。上民工子弟学校吧，哪有啊？就算有，没准儿哪天就给你关了，还得找地方。地方政府能给孩子的父母办“暂住证”，怎么就不能给孩子也办张“暂读证”呢？

说到底，还是城乡的分割。不信有着一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解决不了几千万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不用高标准，城市贫民的子女总是有学上的吧，他们的中小学开放给民工子女就读将是天大的善事，也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途径之一。

农村：发展的代价？

帮助留守儿童，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一切市场化的今日中国，这样的问题是永远无法靠民工自己解决的。道理很简单：要想让农民工把子女带进城，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在城里养活一家人，他们需要增加工资；但在转移出来这一亿五千万之后，中国农村至少还有一亿五千万剩余劳动力，于是，谁嫌工钱少谁走人，你不干，后边还有人排着队呢。

因此，只要城乡分割在，只要户籍制度在，只要这三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只要城市发展不惜以农村为代价的观念在，留守儿童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农村问题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

不要忘记，除了这两千万留守儿童，外出打工的青壮劳力还留下了五千万“留守村妇”以及当以千万计的“留守老人”。粗算下来，十三亿中国人中大概有两亿多农村人口处在夫妻分别、父子相隔、老无所养、少无所依的状态。

天下有这样的和谐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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