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心情起伏也是人之常情。在过去，遇到情绪低潮的时候，人们会先找一些方法自我调适，旁人也不会给予太多的压力。但是现在不同了，近年来，精神病学家创造出“忧郁症”这个疾病名称，在媒体推波助澜的报导之下，忧郁症成了大家耳熟能详地一个名词，看到外表闷闷不乐的人，大家就会“合理的怀疑”他是不是得了忧郁症，甚至强迫对方要去看精神科。原本此人只是有一点心情“郁卒”，在被贴上忧郁症的精神病标签之后，真的开始自我贬低，感到人生乏味了。

精神病学家们认为忧郁症是一种疾病，需要服抗忧郁药来治疗。他们提出“精神病是导因于大脑化学物质失调”的假说，但这样的假说一直未被证实。在各界的质疑之下，连美国精神科医学会主席Steven Sharfstein都在媒体上公开坦承：“没有任何实验室的数据可以证实或诊断这类的脑部化学失调疾病。”换句话说，忧郁症的诊断在临床上没有任何科学检验的凭证，一个人有没有得忧郁症，全凭精神科医师的问诊之后所形成的“自由心证”，同一个病人给不同的精神科医师看，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这让人们不得不质疑，这么多年来在毫无科学检验数据的情形之下，有多少正常人被误诊为忧郁症呢？

前一阵子，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教育部预计在今年九月起对全国大一新生作忧郁症问卷筛检，意图筛检出“可能自杀”的学生，并追踪辅导或转介给精神科医师。这项教育部即将施行的新措施，表面上看起来用意良善，但却用错方法。倘若施行，势必引起极大的争议与弊病。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忧郁症并不是“法定传染疾病”，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之下，人们有权利决定自己要不要接受诊断或治疗。教育部让大一新生全面填写忧郁症问卷以筛检忧郁症很明显违反医疗自主权。学校是教育场所，不是精神科的诊断窗口，这是所有从事教育的学者应该铭记在心的准则。

其次，忧郁症的筛检会产生出贴标签的效应。被筛检出的学生会产生“我就是这样”的负面想法，遇到影响情绪的事件不懂得去面对处理，而归咎于忧郁症，让实际的问题更加恶化。而被贴上“忧郁症”、“精神异常”的标签之后，来自同学、师长的异样眼光，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多莫须有的情绪压力。若把影响的时间线拉长，学生毕业之后，罹患精神疾病的纪录，将让他在求职的过程中受到歧视，甚至四处碰壁。学生根本涉世未深，怎么会知道被贴标签的负面影响，也不会了解自己有权利可以拒绝。

我不知道教育部的官员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上述潜在的问题，但我必须要诚挚的呼吁所有的教育学者及家长正视这项措施一但施行之后可能产生的伤害和弊病。爱孩子，就不要给他贴标签，请还给学子们一个自由学习与成长的空间吧！

已在服药的青少年及儿童不可以突然停药，须在非精神科的专业医师辅导下逐渐停药。

若想得知更多讯息，请上公民人权委员会（ＣＣＨＲ）网站ｗｗｗ.ｃｃｈｒ.ｏｒｇ，或Oliver薛医师的部落格(//tw.myblog.yahoo.com/oliver-article/)，或参阅新新闻出版社出版的“为药疯狂”一书。或联络公民人权委员会（CCHR）台湾各地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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