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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17)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十七、离开银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处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过得去,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和尚穷,可庙不穷。那年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刚落成时我还曾经到行长办公室里转了转,发现那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面的全部家俱都是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等离子屏幕电视。行长在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盖办公楼一掷千金,但行长却对一些小节吹毛求疵。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呈报给行长。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一九九九年新年,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为职工说了句公道话:“这五百块也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七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 申处长话音未落,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厉喝:“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各个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进行省市分行合并。我听说银行组织机构和人员要进行大变动、大换血后,心想:与其在这里一个月拿个千儿八百的喝西北风,还被人家扒来扒去的,不如到外面去闯闯。正好,有个投资管理公司新组建,正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我就和人事处的小郑科长一起试着前去投了一份自荐表,结果我被选中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四年的银行,也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来到了这家H投资管理公司。

我临走时也是省市行合并、组织变动的前夕,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申处长领着全处人员到一家广东餐厅聚餐。申处长喝了不少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从来不计较,我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无论我花多长时间精心准备计划和思路,行长一句话就屁也不是了。行长不需要干事的人事处长,他只需要一个事事听话的人。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行长成天想训就训,谁没自尊?我能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都一样!人活着,就得图个痛快,什么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廉书记名声比我好,可他也为名声所累,事事放不开。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才干,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毕竟有那么多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处长的处境,回想起申处长给过我的一些照顾和关心;回想起申处长曾和我促膝谈心,说自己正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辈子苦于没有文化,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一定不要忘记继续深造。我忽然觉得,申处长只不过是扭曲的权力大树结出的一个苦涩的果实,也是一个牺牲品。只是他在应该做出反抗和抉择的时候,没有勇气与这种官场的庸俗习气决裂和斗争,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是我处在这个位置,我又能怎样?最多,也只是求个独善其身罢了。

在我离开银行以后,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听说行长因病去世了,走时年纪也并不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难过,甚至对行长感到有些愧疚,因为我曾经咒骂过他。尽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但毕竟当年是他把我挑进行里的。没有他当初的决定,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外地穷学生肯定没办法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从这个角度来说,行长也有恩于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惟愿行长能够安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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