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十四、下岗工人 （下）

　　　　跟官方的宣传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恐怕是举世罕见的。几十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被灌输“老有所养，病有所靠”，为了所谓“光明的未来”勒紧裤腰带，被给予极低的工资。虽然毛泽东时代有所谓公费医疗和免费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难以满足最低标准的生活需要。只是铁幕重重，官方恶意欺骗宣传，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反而产生一种盲目的感恩心态。工人阶级手中的财富数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财富的积累，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立刻陷于生活无着的赤贫境地。等到下岗失业，加上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两个恶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来。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车座位对面是武汉某个国营企业的推销员。双方都是年轻人，我们两个互敬香烟后攀谈起来，谈到了国营企业的现状。那个推销员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企业下岗真不得了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下岗”这个概念，不过不用他解释，我立刻就明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义。推销员谈到：他所住的家属院，有一家下岗工人，孩子过年想吃肉，可是家里没钱买，于是大年初一，绝望的孩子的父亲先杀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了。

　　　　回到家里，我把路上那个推销员的话跟父母讲了一遍。我父母一阵难过，但旋即又问：咱们家不也是跟下岗一样吗？但这个社会只要你拚命地干活就能生存，干吗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难道对干活的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更甚？确实，当时我母亲的企业早就名存实亡了，四五年没有见到一分钱工资；我父亲虽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载。要是指望工资过日子，恐怕早就饿死了。但我父母不等、不靠、不绝望，从一千多块钱起家，也没有当官的做后台靠山，慢慢地把生意越做越大，虽谈不上发财，但养家糊口却是没问题的。并非我父母不同情那些走向绝路的下岗工人，但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路不走，非要选择自杀呢？对比我们家在六七十年代的处境，现在的下岗工人还是要强许多，而且社会的包容性比那时还要大，为什么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

　　　　我写这番话并非是因为我对下岗工人不同情。恰恰相反，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大声疾呼。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人一辈子生活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拚搏，决不能指望什么政府和善人的施舍。一些人可能会具有菩萨心肠，但即便是太阳的光辉也不能照遍宇宙的每个角落，更何况是人。人必须自强、自立、自信、自尊，必须居安思危、勤劳节俭、量入为出，日子才会越过越好。当然，一个人具备劳动能力、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勤劳的前提，因此，我坚决地反对贻害子孙的教育产业化和谋财害命的医疗产业化。我支持一部分人通过合法途径富起来，但反对一部分人穷下去。近一些年来，有一些人看到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就以为有机可乘，于是便又把毛泽东时代当作“失落的天堂”重新抬出来，蓄意不提当年罄竹难书的罪恶，夸大那些凤毛麟角的优点，试图挑起混乱，浑水摸鱼，也确实蒙蔽了一些老百姓。其实，就如同《国际歌》里唱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而那些政治骗子野心家们，也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挑起暴力和仇恨弄得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大不了是一次改朝换代，等到尘埃落定，老百姓该怎么受压迫还是怎么受压迫，等待下一次“革命”。中国的历史这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了，老百姓还是受压迫受剥削受欺骗受侮辱。唯一跳出这个历史怪圈的方式，就是让老百姓拥有不流血地选择政府、轰走不喜欢的政客的权力，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解放。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人事处开时申处长传达了市政府内部控制的一条消息：全市的下岗工人已达三十万人。武汉市城区当时只有四百万城市人口，却有三十万人下岗，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能算低。武汉市保成路有一个夜市，里面有很多下岗人员摆摊挣钱。一九九八年年初有一天下着很冷的雨，我在单位加班到夜里十点多回宿舍，坐在公共汽车上冻得缩着脖子。经过保成路夜市时，我看到夜市里居然还亮着灯，一些摊主冻得瑟瑟发抖地守着摊子，盼望着在这凄风冷雨中能不能遇到一笔生意。我看到这个情景，禁不住觉得鼻子有些酸楚。

　　　　下岗工人多了，危及到了社会的稳定。但政府也没什么办法，只好下令各个单位辞退农民工，搞“腾笼换鸟”招聘下岗工人。这时我们才想起来，原来还有比下岗工人更可怜的人：农民工。对农民的歧视，是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笔沉重的政治遗产。当年我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连临时工的活都找不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民的管制有所放松，也只是给了农民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且仍然带着歧视的烙印。即便农民更加吃苦耐劳也低人一等，要你滚你就得滚。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里在位于汉口青年路的劳动力市场举办了一次下岗工人供需赶集会，单位派我和段副处长两个人去设摊子。会前，我们单位就辞退了一批农民工，腾出了保洁员、电梯工、锅炉工等十五个岗位。保洁员工资低一些，一个月三百五十块，锅炉工和电梯工则因为属于技术工种，工资高一点，六百块。本来我们还觉得这次赶集会肯定忙得喘不过气来，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我们的意料。那天会场上熙熙攘攘的来的人也不少，但多数人看了我们的招聘广告就走了。而有些围观的还议论纷纷：“一个月三四百块够干什么？”另一些人则失望地叹息：“都是些伺候人的活。”

　　　　锅炉工和电梯工收入高些，因此来问的人也多一些。但是，来问的人大多都没有从业资格证。那是一个大热天，大厅里因为人多非常闷热，我和段副处长汗如雨下，午饭是买面包就矿泉水解决的。但忙了一天，十五个工作岗位居然没招满。我当时就怀疑，来赶集的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下岗工人，因为我看到有些女的衣着鲜亮，还披金戴银。后来司炉工和电梯工招满了，但保洁员没招满。那些招聘上岗的保洁员也没有干多久，不到半年就基本上都不辞而别了，最后我们单位的保洁员还是找了农民。

　　　　这次招聘会，使我对下岗工人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继而以偏盖全地认为他们下岗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后来我跳出银行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与一些下岗工人的深入接触，以及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又逐渐改变了看法。下岗工人的处境，大部分责任在政府以往搞的那种不合理的企业制度，是国家亏欠了他们。因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失业问题，对自己创业的失业人员要完全免除税收扶植他们，更不应该搞什么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来盘剥这些早已山穷水尽的下岗工人。

　　　　然而在现实中，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对这些落难之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和妻子逛江汉路，走到中国银行天桥下面看到有个警察因为一个残疾人“麻木”（【注】武汉人称营运的机动三轮车为“麻木”）司机违章在路边上人要罚款。“麻木”司机不给，二人吵了起来，那个年轻力壮的警察抖威风，把“麻木”连同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司机一同掀翻了。“麻木”司机自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喊：“这就是人民警察的威风吗？打我一个残废！”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围观，大多数沉默，只有一两个人小声嘟囔说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该殴打残疾人。那个警察大概平时威风惯了，听了议论以后气急败坏地扬起手中的警棍，大吼道：“看么事看？都给老子滚！”（【注】“么事”是武汉方言，意思与 “什么”相同）另外一个警察头脑冷静一点，拚命地拉他离开现场，不过嘴里还帮腔：“走，都走，莫妨碍执行公务！”看到这个情景我义愤填膺，想上去管闲事，但妻子拚命拉着我的手说：“别惹事啊，人家是警察！”我把手狠劲一甩，挣脱了妻子的手，走上前去把麻木司机从地上扶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司机脸上竟然流淌着血和眼泪。我低声对他说：“起来吧，没事了。”司机紧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兄弟，莫管我，让他们打！我不信这光天化日之下他敢把我打死！”这一声浸透着血泪的“兄弟”，叫得我心里格外沉重。

　　　　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路上碰到一个卖“下岗”早点的女工和几个“城管”在理论。大概是“城管”要收什么费，下岗女工手里拿着一张收据哀求道：“刚才有人收过了，已经交了五块。我今天到现在一共才卖了七块钱，连本钱都没收回呢，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吧。”“城管”则一副正义在手、公事公办的样子：“你这是工商管理费，我这是市容卫生费，不一样，都得交！”下岗女工说：“我下岗没人管，摆个小摊却这么难！”我在旁边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扭头就走。我知道，即便我管也没用，这些戴着大盖帽、头顶国徽的“城管”们会摆出一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教育我。我也知道，国家需要税收和财政收入，可是难道这么大的国家，连那些骨瘦如柴的下岗工人也不能放过吗？

　　　　还有一些下岗工人为了谋生，就从汉正街批发一些小商品在闹市街头摆地摊卖。下岗工人没本钱，所卖商品大都是小梳子、小镜子、袜子、鞋垫等一些不值钱的小商品。我在武汉生活的这些年无数次地见到，那些城管人员不由分说地踢翻地摊，那些下岗工人如同耗子见了猫一样惊慌躲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这个场面，我的心里就是说不出的滋味。

　　　　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强者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我在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混得不错的下岗人员，反而觉得自己下岗是福气。那是二○○○年五月，我还住在汉口高雄路附近，当时订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给我们家送奶的订奶员来收下个月的奶费。那个人看上去四十岁出头，长得高高瘦瘦的。等我交了钱开好发票，就跟他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原来是在一家国营钢木家俱厂工作，已经下岗三年了。他倒不觉得自己厂子垮掉是因为领导贪污腐败，而是觉得由于生产的家俱款式和质量都不好，没有市场。当我问到厂领导有没有贪污时，他说自己说不准，但那些领导都比自己富。厂子垮了以后，那些领导有的调走，有几个把厂子承包了自己搞。当我问到今昔相比哪个好时，他笑着回答，现在比以前强，下岗比不下岗强：以前在工厂里谈不上累，但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不够用；现在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同时做了两份工作，但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六百多块钱。最后我问道：“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厂上班愿不愿意？”订奶员腼腆地笑了笑，说：“还回去搞么事？不回去了。”

　　　　不过，也有对下岗工人幸灾乐祸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车，听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在那里跟司机讲，以前首钢的工人特横特坏，坐公共汽车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们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帮人给打了。讲完以后她突然抿嘴一笑，说：“现在这帮人不神气了，都下岗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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