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十一、道德荒漠 （上）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全民族性的道德沦丧，中国大地逐渐沦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谈论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为了钱不择手段，为了钱走向疯狂；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礼义廉耻。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耻于言利”的人，但总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讲究个章法，要凭良心、凭劳动，不能搞肮脏钱，发不义财。遗憾的是，恐怕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整个官场乌烟瘴气，贪污腐败无所不至；而民间也不是净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很多对官场腐败愤愤不平的人，倒不是真的喜欢两袖清风，而是觉得心理不平衡，自己没有那贪污腐化的机会。一旦机会来了，反而变本加厉。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公共汽车就是能够反映社会这个“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到武昌找女友，上来几个衣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我身后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话。我听见她们的谈话主题似乎是另一个女人，只听一个说：“×××可真够贱的，那个男的已经没钱了，也还跟他睡。”另一个说：“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脚蹬了。没钱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听了这番厚颜无耻的对话，我诧异地扭过头去，只见那几个女人依旧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著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特别是经历了一九八九事件，把人们那点仅存的希望和信任扼杀之后，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我父母都是具有尊老爱幼美德的人，因此从小在这方面对我着意培养，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九十年代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小舅子两口子来我们家度蜜月，我和妻子陪他们到新开张的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座位。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边招手边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在武圣路，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实话，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啊，到啊，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迟疑了一下就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还管饭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精神，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新年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新年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我父母走后牛四萍又在一家私人开的辣椒酱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像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像，又在这个氛围里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新年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新年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加上三顿饭比在本地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以为她到了想找对象的年纪，就跟她谈心。一谈心才发现，牛四萍的“心事”不是想嫁人，而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念及以前的情义想挽救牛四萍，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上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听了牛四萍的这番话，我母亲不由地觉得脊梁骨直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什么丑事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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