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八、如此改革（上）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处新调来一个处长。这位新处长姓申，将近五十岁了，精力充沛。申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 “好！好！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此后，我们每次办完事情以后向他汇报时，申处长回答总是千篇一律：“哦！好，好！”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申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改什么呢？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据说行长有些新想法，加上申处长急于建新功，就说：要改革，非改不可。于是他陪着“老板”跑到深圳、上海等地“南巡”了一圈，回来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申处长开始让我们夜以继日地整理改革思路。应该说，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这种改革是借鉴了人家的先进经验，以为这种改革能够解决好客观存在的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机构臃肿等弊端的。因此，我以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演算。然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申处长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于浮躁了，因为人事体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万名职工的切身利益，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矛盾，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取得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在全行推广，是不是太轻率了？

　　　　第一个改革举措叫“适当拉开拉大收入差距”。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共同定了方案，根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二点五比一扩大到五点一比一，副处级以上的差距从二点一比一扩大到四点五比一，科级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行领导、正处级名义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副处级增长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级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百分之三十。这个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收入的一部分名正言顺地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二级分行和支行纷纷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行长力排众议，强行贯彻执行了。

　　　　其实谁都知道，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比如说住房，领导们的住房不仅面积是普通职工的两三倍，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按市场价格计算，光住房一项“领导”们就比职工多得到数十万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说用车，领导们比拥有私车还划算，说是“公车”，但实际上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肯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公用”的？车位、修理、耗油、过路过桥、违章罚款……一切都是公家出钱。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场经济和股份制时，有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资产扩张，拉关系、搞贷款，向银行领导无偿赠送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丰厚。这在全国金融系统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般的职工哪里有这种待遇？然而，一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可。可悲的是， “改革”大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一种手段。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申处长让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可喜局面”。

　　　　第二个改革举措叫“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惹，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碗。我虽然也觉得人员臃肿是国有企业的一个弊端，但是要精简，就应当精简那些不干活的闲人；而储蓄却是银行里最辛苦的岗位，几乎是没有闲人的。今天精简了，明天储蓄所就开不了门，不得已又得招聘临时工。这边一边精简，那边一边招聘，“精简”的效果等于零。而那些正式工里的闲人，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一点触动都没有。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使职工普遍产生了危机感，全行职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第三个改革举措是“精简机构”。由于分行有二十多个处室，每个处室各管一摊，支行也有对应的科室。机构臃肿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各个环节，特别是总行和分行。申处长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处室，可分行机构纹丝不动，于是各个支行不得不一个科室对几个婆婆，光开会和收发文件都忙不过来。机构精简了，但是人员却没法安排，那么多“科级”、“副科级”怎么办？于是想出几个新名词“科级调研员”、“享受科级待遇”和“科级行员”，干科员的事，拿科长的钱，又引起了普通职工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退下来的科长、副科长们也不服气，都不好好干。

　　　　为了配合收入分配“改革”，计财处也弄了不少配套方案，合伙把财富往少数人手里集中。就这样，几个“改革新举措”如同几把火，把全行烧的乌烟瘴气。随着我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所倡导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打着改革旗号的掠夺。他们的每一条措施都显得“跟中央保持着一致”，都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实际上却是对诚实劳动者的剥削。因此我渐渐地对这种“改革”产生了厌恶和抵触情绪，开始怀疑自己每天做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了他们的帮闲。因此，我们私下里给申处长和计财处贾处长起了个绰号：“改革家”。只要有谁被处长叫到办公室里，出来以后大家都调侃般问：“怎么样，‘改革家’又有什么‘改革新举措？’”后来慢慢地，“改革家”的绰号传到了全行，很多人都这么叫。我们又觉得他们可能也听到了，觉得这么叫太刺耳，于是用了隐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汉语音译为“瑞富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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