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30日讯】据新闻报导，“中共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习近平为市委书记，韩正、殷一璀（女）为市委副书记，沈德咏、吴志明、王仲伟、沈红光、杜家毫、杨晓渡、江勤宏、杨雄、丁薛祥、徐麟当选为市委常委。”

这个消息多少让关注中共政治生态的观察家有些意外，原先种种大洗牌的传闻没有发生。大部分常委都是陈良宇时代的老班底，韩正继续获选为副书记，吴志明、沈红光等标签色彩浓厚的旧人都在新名单中。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结果说明中共高层权力分配依然错综复杂，胡温没有能力独立主导地方政治力量布局。如果承认这种说法，再考虑最近发生的北京和广东的人事变动（基本没变）的事实，那么可以推出一个结论：胡温无法主导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政治布局。胡温没有能力或者权力来主导，那么意味着胡温提前进入政治跛脚鸭状态，17大政治场景充满不确定，也充满想像的空间。

当然，也有媒体把把这种结果从另外角度予以“合理化”，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显示稳住大局的强烈意图。尤其在中共面临多重社会挑战的关键时刻，中共不愿意在地方政治布局上冒险。

不过这种说法有些一厢情愿，首先在高层多种势力角逐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只是政治竞争短暂平衡时刻的一个前台名器，机会主义和变脸大概是这个名器的基本特典，中共中央不可能推出并落实持续的有远见的政治规划。2006年以来大规模却没有规律的的人事变动可资借鉴。这些人事变动，往往是忽然发布的中央任命，以政治空降的方式去抢夺地盘，去职的和就职的都有明显的派系标签，显示高层权力争斗之激烈，也显示胜者急于落子布局的焦急心态——他们已经顾不得吃相是否难看。

如果承认这种判断，那么照道理，通过地方党代会选举方式，继续贯彻这种意图，控制地方关键政治职位，是很自然的选择。并且也是一种比较得体的方式，因为这更加符合党内政治合法性。但是现在看来，双方或多方却在最关键的地方政治布局前达成“基本不变”的共识，或许显示政治斗争进入新一轮僵局。

在中共官场中，权力斗争自然是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地方主义的发展同样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我曾经试图勾勒地方主义发展的制度性诱因，地方主义的表现形态和博弈能力（请参见拙文：中共地方Vs中共中央）。这个地方主义，有些中国特色，我称之为党地方。
上海新的领导层构成似乎是党地方的生动注解。

从新闻报导里的简介来看，上海市委13名常委中的绝大部分，籍贯都属于浙江，江苏，上海等本地地域范围，其政治发迹过程，以及获得任命前的最高职位，都跟上海有强烈的关系，可以说，除了习近平以外，其他都是清一色的上海帮。而习近平本人，从政治生涯上看，也是个完全的地方派。

这些领导层党地方的属性大体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模式跟地方主义的重叠性，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地方利益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函数，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誓言只是廉价的政治口红。这是后极权时代的必然。

明智的中共高层如果能认清这种地方主义发展的趋势，那么应该承认这种地方主义的发展本身在政治上可以是中性的，是可以和高层各派政治势力相容的。高层政治斗争不一定非要扩散到每一个地方。也许正因为如此，地方一把手位置抢夺战可以非常激烈，因为这些位置意味着当然的中央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在这里，地方政治实际上中央政治。但是地方常委争夺站中，实际上是地方政治，是地方主义的政治整合，中央高层已经没有必要把手伸的那么长了。这样地方领导层成员没有出现大洗牌，也是可以理解的结果。

不过，中共党地方的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事实虽然有一定存在空间，但始终无法突破一些致命的困境。
首先它没有必要的合法性支撑—党内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抗中共中央的一纸调令，是没有人能说清楚的。今天刚当选的书记，明天“另有任用”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

其次，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向下“交叉感染”的风险一直存在。中央随时可以找地方的麻烦，地方却不敢找中央的麻烦。

选择性反腐败也是悬挂在党地方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地方要员必须购买额外的政治保险，才能安心睡觉，因此党地方会主动寻求和党中央靠近，从而丧失党地方的自主性，地方权力轨迹变得游移不定。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描述都能从上海市委常委未来几年的政治生涯中找到对应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上海新领导层虽然已经“选出”，但是远没有尘埃落定。那些可怜的政治从业者要想安稳的睡个好觉，必须期待党地方困境的突破。

克服党地方的困境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党”字去掉，把地方还给地方。试想，如果是上海几千万选民选出来的新一代领导班子，谁敢与之争锋？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