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且慢为郑筱萸的死刑欢呼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30日讯】在众多贪官与死刑擦肩而过之后，郑筱萸终于与死神迎面相撞。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怠忽职守罪判处郑筱萸死刑。这一判决满足了民众发泄愤怒、怨恨的心理需求，但丝毫无助于抑制官员贪污腐败的狂潮。
有专家去年曾经提出，废除贪污腐败罪死刑。此议一出，立刻遭到民众、舆论的激烈反对。某网站曾进行网路民意调查，所有接受调查者一致反对该建议，无一人支持。如此一边倒的舆论倾向，在今天这个利益与意见高度分化的社会，倒也十分罕见。
其实，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新鲜。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格外地痛恨贪官污吏，这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体制向来盛产贪官污吏，而自己对这些盘剥者又绝对地无计可施。于是，他们只有在心底里仇恨、诅咒，并且期盼著有人将其全部杀死。或者是皇帝私访，或者是钦差大臣明镜高悬，或者是水浒好汉替天行道。所谓“法不严，刑不酷，国不宁”，而死刑当然是最严厉的刑罚了。
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死亡的震慑功能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无论如何，在官员贪污腐败比较普遍的时代，因此而被被抓住、再被判处死刑，或者被好汉们私刑处死的官员，永远都只是例外。被抓住算自己倒楣，而没有被抓住的，却没有任何风险。如此死亡的风险，大概还比不上在马路上遭遇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所以，死刑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其风险警戒功能其实很小，贪官在疯狂贪污受贿的时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严刑远不足以改变官员贪污腐败的行为模式。不过，每判处一个贪官死刑，尤其是判处高级别官员死刑，民众的心理会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满足，这一点，稍微明智一点的治国者很快就发现了。所以，杀贪官，在历史上总是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特征。
任何上级政府管理者都必须平衡下属官员与民众。一方面，普遍的贪污上级官员自上而下的控制，你的把柄捏在上级手里，当然对上级言听计从。所以，上级通常倾向于对下级的贪污腐败不闻不问。所谓“带病提拔”，就是这样道理。但另一方面，一旦民愤积聚到一定程度，上级政府也需要让民众情绪有所释放，杀几个贪官就是最方便的选择。这可以给自己增加一些政绩分。当然，这就意味着，谁将被判处死刑、谁将躲过死刑，在法律上是不确定的，带有随机性。
而且，治国者也会发现，杀贪官可以激起民众对于自上而下地整治贪污腐败的希望、信心。民众可能想：既然连那么大的官员都杀了，那小娄罗自然不在话下。但其实，这种希望是虚幻的。因为，归根到底，上级政府需要依赖下属官员执行自己的政策，包括那些根本不可行、或者可能严重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为此，上级会默许基层官员、下属官员获得某些灰色、黑色收入。如果对官员的刑罚过于而普遍而严酷，会让基层官员丧失执行政令的积极性。
于是，官员的严重腐败、民众日益积聚的愤怒，与时而严峻、时而宽松的刑罚，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自我循环体系。80年代有人谈论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对贪污腐败的宽刑，旨在用来安抚官员，激励官员治民；严刑则用来安抚民众，换取民众的信任。这是一个“坏的均衡”。
所幸到了今天，完全可以走出这样无效的自我回圈的。关于民主、法治的知识，及其他国家的制度实践，已经展示了根治贪污腐败的有效手段。比如，从技术层面上说，公布官员家庭财产，就是预防腐败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从制度层面上说，民主的控制与监督、权力的分立与相互制衡、用法律界定和限制政府权力等等，举凡所有这些制度，均已被实践证明，有助于提高发现、揭露、清除贪污腐败官员的效率。哪怕为了根除贪污腐败这一两千多年的顽疾，也需要制度的转型。
问题在于，谁来推动这样的制度转型。算来民众才是这样的转型的净收益者，那么，民众理当就是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主体。而要在这方面用力，恐怕首先得让自己的观念走出那个坏的均衡，放弃对于自上而下的整治和严刑峻法的迷信。不妨追问一下：杀了一个郑筱萸，又能怎么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郑筱萸的贪婪，而在于他的贪婪没有受到抑制，反而被现行的权力机制、监管体制放大了。为郑筱萸的死刑欢呼，其实不自觉地再次成为这套体制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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