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下）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二）关于“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三）关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
结论说戴煌“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中指出，在基本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造成事故百出，质量低劣的事实后，写道：“如果是真正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戴煌在这里讲的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那些为了骗取荣誉，搞弄虚作假，造成社会主义事业损失的现象。
政治结论说戴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信和发言中都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伟大的。结论第三条摘引的一些话，都是他针对家乡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情况而言的。把它说成是“认为合作化后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条结论还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举出：戴煌对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的看法为例，说明戴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值得自豪的”。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里写了士。下一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但是，我们所称祖先，首先是我们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种千层万叠的重压下，那种极端贫困、痛苦和落后的条件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比的创造性的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的荣誉，这应当值得作为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正因为有了我们的过去，才有我们的今天。……因此，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戴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肯定的，如说，“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这就是说在他们面前是值得自豪的。戴煌说不值得自豪，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比起我们历代的祖先劳动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荣誉。戴煌这样写的立足点是在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老和过去比，而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
（四）关于“反对党的新闻政策”问题。
戴煌在“万言书”中和《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对新闻工作确实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认为我们的新闻报导不实事求是，“片面夸大、过分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报喜不报忧”。戴煌在《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俗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硬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能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
这些话本来是正确的，而结论的第五条断章取义，把一些措词尖锐的话摘出来，作为反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依据，显然是违背原意的。
（五）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问题。
戴煌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如认为“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等，不仅为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当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结论说：“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这在事实上有很大出入。实际情况是，当时有人在议论苏联情况时说，赫鲁晓夫过去高度赞扬斯大林，现在突然把斯大林贬得这么低，谁还能再相信他的话呢？他现在抬出了列宁，到时候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了。戴煌赞同这种说法。这是对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的市侩伎俩的揭露和抵制，并非如结论所写是贬列宁。
综上所述，戴煌同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冒着风险，光明磊落，把他在城乡中看到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进行反映，讲了一些人想讲而不敢讲的真心话，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应予发扬。戴煌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确实也说了一些错话，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六）关于“反党小集团”问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因所谓“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企图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及篡改其政治方向”等，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实际情况是：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都搞军事报导，后来又调到一起工作，相互认识早，关系好些，时常在一起闲聊、议论和交往
也多一些，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在一起议论的如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反感，对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等，总的出发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适于公开的军事报导比战时报导相应减少。当时军事组（后来改建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就和平时期军事报导怎么搞的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导，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尤潞同志宣读了上述材料后，国内部复查办公室的同志宣读了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改正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讨论了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意见”。根据中共中央（1978）五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同意内参组党支部意见，决定对戴煌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十五级的待遇。
新华杜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中共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也在这个结论上签字表示同意。
历史是公正的。正因为胡耀邦为全党全国争回了历史的公正，我个人的从29岁到50岁的长达21年的苦难才终于结束。如果一个人从20岁到50 岁算做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则2／3的大好年华已然虚度，且鬓发花白，全身留下了多处终生性的伤痛。但我试想“老春”权作青春度，以补所失于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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