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5日讯】在多年回避之后，中共官员今年重新在公开场合拾起民主改革的话题，似乎时光和谎言已经堆积出足够的屏障，可以保证他们的听众不至于再把“民主”这个字眼和八九年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不必再面对自己曾依赖“六四”血腥镇压维持统治的尴尬史实。

但是，像王维林那样独立长街的个体公民，以及八九年千千万万和平示威者与正规军机枪坦克的对峙，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永久的巨大问号：当时支撑这些人与暴力专制工具相对抗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信念？“一时冲动”之类的说辞，绝对无法解释那些曾经震惊世界的历史景象。自八九年至今，我始终相信，这是一场追求民主的群众运动。

参政议政的动员潜力
从民众的参与方式和动员方式看，八九年时大多数民众白天上街游行，都会打出工作单位的旗号，似乎这样能让人们感觉更加理直气壮，反映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参加者希望集中表达的政治意愿，是在增加“参与”的机会，而不是推翻现政权。注意到这方面，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持续一个多月的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自律品格，而且当时的自律并非出于对官方“秋后算账”的恐惧，毋宁说是带有极强烈的自豪和对官方强迫治理方式的挑战意识。其核心精神正是民主所依赖的广泛参与。

而一到晚间，人们就更多地以个人身份走上街头，更为畅所欲言，也更加频繁地与官方代表发生正面冲突。这种日夜两面的参与方式，到运动后期逐渐溶合，越来越向抛弃单位面具的方向发展，既提醒我们当初“四二七大游行”时那种铺天盖地、完全不借助于“工作单位”的民众参与，也说明，即使学生曾试图以唤起“同情”为主要手段，当时真正有效的动员机制却远远超出同情和声援。“同情”只是表象，无论是“四二七”，是戒严令，还是六三夜间开枪，最大规模的参与，总是发生在直接反对政府强硬措施的时候。不妨说，八九民运和今天的维权很相像：被粗暴否决的公民权利，总是能最有效地实现对民众的最大动员。动员的真正基础，则是对民主参政的向往和要求。

绝大多数六四死难者，都是以普通公民的个人身份，因为不能接受当局对公民权利施暴，而在致命时刻出现在致命的地点。纪念“六四”和要求“还政于民”，从来难以分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是为追求民主而流血牺牲。

“如果学生成功了”
不愿正视或有意掩盖八九年民主内涵的人，总是回避运动当时的全民性质，只看着学生，并经常根据各种细节，振振有词地质问：如果学生上台，不是会比共产党更独裁吗？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八九年不但民众追求民主参政，学生也决不仅仅是在博取同情，更谈不上要挟政府、妄图取当局而代之的问题。尽管由于长期钳制而缺乏建立组织的实践经验，八十年代毕竟有其开放反思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方励之等人关于民主改革的言论广泛流传，自治和公开的原则逐渐得到重视。胡耀邦逝世不到一周，经由悼念活动开始的学生运动已经形成很多自治组织的萌芽。一旦个别活跃分子（刘刚）牵头，跟上来的就不光是匿名的队伍，而且各校都有以真名实姓站出来的学生代表，这是与以往学运的最大不同之处。

以学生证为证明，用真实姓名参加运动的学生，首先面临的是自己言行的责任，其中包括与本校学生群体的关系。当时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以及巨大的政治压力，为学生组织民主程序化带来重重障碍和阻力，使这种关系常常停留在经不起检验的虚拟状态。即使如此，一直到运动后期，甚至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最后时刻，广场指挥部的封从德等人仍然以公开“投票”的方式决策，就说明当时学运内部对民主授权方式的高度依赖。

再看一直为人诟病的学生“排斥民众”，如果以学生组织为当时全民运动的自觉领导者，这自然是非常错误的倾向。可是如果是看学生对授权来源的自觉，这又正表现出基于民主原则上的不肯越权。其实，以“文革”历史验证，学生运动被“摘桃派”劫持的真正危险，恐怕来自知识精英并有实权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站在抗议前列的学生组织。根据八九年的认知和实践水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假若那时政府在民众抗议面前垮下来，接踵而至的，决不会是学生组织的独裁和专制。学生组织将会第一个要求各界通过选举授权来分担学生已不堪负担的过重的社会责任。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最有可能成为承担下一步民主进程的代理机构。

民主这个好东西
关于民主的言说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今日中国，颇有越说越糊涂的趋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模糊民主的基本含义和功能，使其陷入相对主义的不知所云。在简要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也许有必要先厘清“共和”和“民主”的基本差别。我以为，所谓“共和”（republic），强调的是参与者的自愿结合与起始授权；而“民主”（democracy）则侧重于结合后的政治操作程序。中国早已废除君主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承认“共和”在前，才能实现“民主”于后；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保障“共和”的原始精神。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证互补，同样强调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参与权利。

例如，八九年绝食学生内部就类似于一个小共和团体。但如果他们以各校一般代表的名义发言，就会在“共和”和“民主”的意义上同时发生越权危机。这是当时已经意识到的。至于说“民主”，虽然实践中有很多重大问题，可那时学生和民众已经有共识，相信民主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选举和决策，在于保证不同主张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说明立场，供参与者选择。这应当就是对民主最简要的认识了。

以此衡量，则国内政治现状距离实际民主相差甚远。这正是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中共当局持续反腐败，为什么收效甚微？就是因为干部选拔制度已经退到比皇朝科考举士还靠不住的“政绩”考核。一方面无法控制任命体制下传统调任和回避制度的节节退缩，退到只有省市高级领导能被“空降”的孤家寡人地步，一方面又拒绝民主选举和监督，难怪腐败网络乘隙孳孽。同时，地方决策权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扩大，官员利益地方化掌控下的决策机制，不断激化民众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冲突，达到不胜防堵的程度。中共当局一天不开放民主决策的渠道，一般民众与地方和中央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突发性冲突，就永无消减的可能。

民主这个好东西–八九年的学生曾直觉地珍视他们尚不完善的民主实践；八九年的民众曾勇敢地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他们追求的公民权利。在纪念八九“六四”十八周年之际，我期待着当年的精神再次弘扬，让中华各民族的每一位公民早日实行自己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权利。

二○○七年五月七日于美国洛杉矶

（作者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现为自由撰稿人）

──转自《动向》07年5月号(//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