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中国特色里，能找到多少好东西？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1日讯】“中国特色”这几个字，早已家喻户晓，但这“特色”里到底都装了些什么？由于没有权威的说法，我们老百姓也不得而知。
既然不知道，也就只能随便“猜猜猜”了。
我想，寻觅的方法也就是：凡是中国所独有的，世界上大都没有的，就应当是“中国特色”了。但我找来找去，发现找出来的“中国特色”，大都很让人跌眼镜。“中国特色”里，可以说，基本没什么好东西。
所谓“中国特色”，似乎是：半是无奈，半是胡来。
很多年了，“中国特色”的鼓噪，几乎不绝于耳。在今日中国，“中国特色”四个大字，毫无疑问，仍是很招摇的。例如，凡被认为“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北京人民大会堂二楼，必出现硕大标语：“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这个位置，“中国特色”几个字大概是“露脸率”最高的了。
而且，出于极端重视，中国的官们还非常小心地对它进行小修理。原来写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把“有”字去掉了，口号遂变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中国主流理论家们什么都吹，我记得，当时这个小小改动也曾被吹得神乎其神。好像这样一改，官府简直是算做了一次非凡的修枝整叶。看起来，中国的御用文人们，有时实在是细腻得不行。
但我这么个粗人想了又想，除了节省了一个汉字以外，我实在没能看出这两条标语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的研究水准，委实太低了一点。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那么个“有”字，而在于“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到底如何。
谁都知道，一段时间里，“中国特色”几个字喊的非常响亮，为什么这样猛叫一气？原因何在？倒是耐人寻味。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凡事都有原因。想必“中国特色”会给某些人带来好处，才会出现，这是肯定的。
是否也可能，除少数人而外，它还会给“整个”中国人带来好处？虽然不能全排除这个可能，但是，这需要证明。如果理论家们证明了，“中国特色”确实能给整个中国人民带来好处，那就应当坚持它。
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我认为，那就应当把“中国特色”果断地抛弃掉。就像鲁迅先生抛弃“国粹”那样。
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应当是到了探讨它的时候了。
当许多年前，大约是80年代了，我刚刚听到“中国特色”这几个字时，就感到大概中国要做些“坏事”了，要做些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不通的事了。因为，这显然是一个“挡箭牌”的产品。本来，照中国理论家们一再宣扬的那样，马克思那一套社会主义学说，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这样，还要讲什么“中国特色”？全世界都实行统一的“普遍真理”的原则就是了。过去，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说法，到了80年代的邓小平时代，实际上，已经有了重大的实质性改变。就是说，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了，只剩下了“中国特色”。
我们姑且不说那些更老的社会主义者，就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吧。
以前说，社会主义有好几个基本特征，例如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什么的，现在中国人说，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按邓小平的意思，根本就不知道。那就奇怪了，他当初参加革命，究竟要干什么？如果就是为了“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个未来的大政策目标，那么对于他来说，革命是不必要的。所以，他的确要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
既然没有搞清楚，那么这个词就不能滥用。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广泛使用的用具，一个随时用来胡乱喊叫的用具，一个没有任何“基本原则”的用具。
但实际上，所谓“社会主义”，虽然五花八门，但是从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解除“资本”对于“雇佣劳动”的压迫。
与邓小平搞不清楚的那个“社会主义”相比，这个原则，却是世界性的。
显然，目前的中国，已经远远背离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唯一拥有的，只是：
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到底是不是好东西？
单单这四个字，其实是无法判断的。
如果中国人都是“爱国主义”得不得了，当今的宣传家们也可能会达到目的。但是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一听到“中国”二字就激动不已的人群，不见得。我认为，现在所以很多人喜欢表示他们特别爱国，是因为这种“表现”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起码没有坏处。如果在清兵入关时期，如果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就会有大批如“冠晓荷”“大赤包”一类的人，表示他们爱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所以，我们一直在大力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到底为什么？
我一直怀疑，之所以能够听到如此轰轰隆隆的“爱国主义宣传”，难道因为人们发生了“不爱国”或“不太爱国”的问题了？否则，干吗要这样呢？现在看来，也不尽如此，即使要配合“中国特色”几个大字，也要大侃爱国的。
我不知我是否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但是我坚持认为，“泛爱国主义”是不可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称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不是狭隘爱国主义，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批评，也都是严厉的。他们说“工人无祖国”，不能从他们那里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大意）。而德国和日本，都曾在“爱国主义”的黑旗下，在二战中对全世界犯下了可怕罪行。所以，“爱国主义”并非“普世价值”的一种，以前常说的沙文主义也是“爱国主义”之一种。很显然，不能抽象鼓吹爱国主义，必须分析具体的爱国主义。在出现了“地球村”的今天，中国竟然还有人说，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这就更加离谱了。这样一来，马克思、爱因斯坦、台尔曼、野阪参三等这些人，都有道德问题了？
事情很清楚。不是“爱国”，而只有“正义和善良”，才真正是道德的。
我们还是来看看“中国特色”本身，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吧。
“中国特色”这四个字，虽然天天震动着人们的耳膜，实在让人听得闹心，但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如前所述，我们是不知道的。
当然，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些与外国不同的东西，这并不难。但也并不一定就找对了。
让我们来试一试。例如：
（一）开会
中国的“开会”是与众不同的。在国外，开会，是为了找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讨论。而中国，开会常常并不谈问题和争论，争论是在会议之外解决的，在私下里大家已经“疏通”好了，甚至“交易”好了，于是开个大会，作几个现成的“报告”，大家表个态，结束。于是，就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会，永远是胜利的。所以，中国的许多会议，并非研究问题，而常常是“誓师大会”，也可以说是“表态大会”。咱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表态”二字。不管人们心里想的什么，只要他表了态，就行了。
中国人历来喜欢花拳绣腿，重视外在的东西，重视形式。在开会这上面也表现出来。只要大家“表态”一致，那就算有了“共识”了。中国的“共识”这么多，与世界大不相同，大概就是源于此。在会议上，似乎没有人有“自由思想”，谁要是有自己的想法，与主流思想相悖，那就是“自由主义”，要是说出来了，那轻者属于违反纪律，重者可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在当年被俗称为“三反分子”，谁被戴上这顶帽子，那就大祸临头了！
在毛泽东时期，一开大会就是“举手表决”，所以总是“一致通过”。没有别的表决结果。在表决“打倒刘少奇”的决议时，只有陈少敏大姐假装趴在桌上睡觉而没有举手。但是，当时的全体与会者，全都同意打倒刘少奇吗？显然心里不是，起码周恩来、陈毅这些人心里，是不会同意的。但是中国那时没有“秘密投票”的程式。在政治的“超重压”之下，连冰清玉洁的胡耀邦当时也被迫举了手，这使他一生都感到抱愧。但当时他又能怎么样呢？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人们被迫说假话，不然就家破人亡！
而伟大领袖，也满足于人们都说假话。他只是喜欢人们朝他欢呼，只要欢呼，而不管人们心里想的什么。反正人的心里如何，也看不见。
邓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形式主义开会”有时表现更深刻了，因为理论上就明确了“不争论”三个字。会上不争论，而是装模作样；会下也不争论，而是勾心斗角。这样，在会上，什么问题都不能摆到桌面上，而且谁也不要说自己心里的话，都听领袖一个人说，就行了。
现在中国每年都会召开若干形式主义的大会。中国的问题那么多，没见在会议上有多少讨论，因为“争论”是不允许的，只见代表们大都在努力地“表态”，说些没有用的豪言壮语，使会议达到一阵阵海浪般的高潮的气氛。
中国人对此很满意，很高兴。
（二）投票
中国开会后，无可否认，也会有投票程式。投票，无疑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但是和外国不一样，在中国，由于只有投票过程、而没有“竞选”程式，于是投票在两个方面失效。
一是，投票人对于候选人，往往一点不知情。二是有时，候选人只有一个，你投不投票都是他了，投票还有什么意义。建国前，蒋介石时期，总统就是他，若要竞选，那是几个人竞选“副总统”，真是逗死人了。而且是在很小圈子里“选”。建国后，无论是毛要当国家主席，还是刘要当国家主席，反正，候选人都是一个。但当时还硬要说，这就是“人民的愿望”。当时或许中国人民并不反对，因为人民的民主政治的意识那时并不成熟。但是从“形式”上来讲，人民当时连个“表达”的方式都没有，怎么来表达愿望？
于是，领袖们就“代表”人民来说话，仿佛人民自己没有嘴巴和发声器官。
的确，那时，人民没有现在的牢骚盛，但这并不是“不能竞选”的理由。
没有竞选，其实也就没有选举。
现在发明了一种“差额选举”，这可能是领导者们赏给人民的小礼物。但到底是不是有了大改变？
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说，因为：第一，“候选人”产生的程式有中国特色，不是来自下面的提名，而是来自上面或“组织部门”的提名。人民并没有真正的选择。第二，“候选人”们依然没有竞选的程式。他们不能发表讲演，不能抒发政见，不能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也不能违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因此，即使他们能够演说，也还是会被各种思想羁绊重重锁住。他们能讲些什么？他们又敢讲些什么？若是讲不好，“候选人”不仅白当，而且弄不好连原来的“官位”也要丢了不可。
中国特色，厉害呀。
（三）中国特色：“人权即生存权”
在国外，人权就是人的权利，特别是政治权利，思想自由的权利，发表言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的权利。在中国，官员们和学者们一听到“人权”两个字就火了，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像过去那样，把“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都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也把“人权”二字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可能说服力不那么大了。时代变迁了，经过了惨痛的文革，人们已经不是只要毛泽东说了就深信不疑，就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所以，似乎是宣传家和学者改变了音调，已经不把人权、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好东西，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了。把好东西都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好像不合算。于是，又发明了新的说法，即：“人权即生存权”或者“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为什么提出一个奇怪的“生存权”来呢？我想，大概因为中国的官员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这样一来，说中国人有“生存权”，那肯定是很无可辩驳的说法。所以，谁也不要指责中国有人权问题了！中国人民有“生存权”！也就是中国有“人权”。而且，特别要让中国人民明白：外国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那是心怀恶意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特别讲起了“生存权”？难道中国人民改革之前一直都没有生存权吗？还是全世界人民直到今天还都没有生存权、只有中国才特别有？
我不明白，什么叫“生存权”？中国说中国人有生存权，但是哪一个国家会说他们国家的人民没有生存权、只有死亡权？
而且，中国人民的“生存权”问题，实际上还是有的：
有病没有钱医治，躺在家里等死，或在医院门前死去，叫不叫有“生存权”？
贫苦农民的孩子考上大学，父亲却因没有钱而自尽，叫不叫有“生存权”？
爱滋村村民，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又无钱治疗，叫不叫有“生存权”？
因农民工讨薪不成而发生的许多悲剧，叫不叫有“生存权”？
……
甚至有人提出，因目前中国丧葬费用过高，中国的穷人已经“死不起”了。这难道也是某种“生存权”吗？
我认为，所谓人权，首先不是指经济权利，而是政治权利。
经济权利，首先是一种物权。中国不是已经有了一部《物权法》了吗？那就是经济权利。而政治权利，才是当今“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人都应当享受的。
经济权利，常常不是人人都公平的，由于情况千差万别，许多事情还是能容忍的，例如比尔。盖茨的经济权利，和一个纽约地铁里的homeless（无家可归者）的经济权利是不会平等的。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却是一样的。他们都只能有一张选票，若没有犯罪都不受逮捕，也都允许发表自己的政见。当然人们会说，前者有金喇叭，后者没有，这也是事实。但在法律上，他们仍然享有同样的“人权”。
中国不是这样。持不同意见的人，穷人，常常会失去话语权，失去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主流学者，富人，房地产商，企业高管，却有这个话语权。据报载，上市公司高管2006年的平均年薪为16.28万元，比2005年增长18%.其中最惊人的是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梁家驹的年薪竟高达171027500元，即1700余万元。这疯狂的吸血鬼，比克林顿的年薪还要高10倍。这叫什么“工资”？在中国，就是为这些“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喊叫的经济学家和宣传家们，还有那些暴富的房地产商等等家伙们，才有话语权。
当然，人权不仅仅是话语权。但如果穷人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其他权利可言呢？
再说，如果中国根本没有任何“人权”问题，如果我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也自由，那还怕外国人说什么吗？
（四）中国人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中国特色。中国农村的土地，不是农民私有的，农民不过是乡镇政府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城市的土地，也不归任何人所有。所以，中国人的“物”的权利，都是飘浮在半空中的，落不到地面上。
而中国的省、市、县、乡、村的各级政府，却都有一笔永远收不完的钱，这就是土地的使用费。
这个问题我写了很多了。还专门写了篇《回避了最重要的“物”》，为了郑重起见，还专门做了几幅插图。对于我这不懂电脑技术的人，颇为费劲。
在美国，买了房子，有了realestate，没听说还没有房子下面“土地所有权”，还要再向地方政府购买土地的“使用权”（仍然不是所有权）。这一点，也许在全世界，中国都是最“特”的。
（五）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显然，若没有出版自由，就谈不上言论自由。建国后至今，中国的官方对于出版物的控制，好像比清末还要厉害。那时候，章太炎还能写点自己想说的话，邹容还能写出气势磅礴的《革命军》，要是搁到建国后，门儿也没有。若在1957年，那都要打成右派。鲁迅先生怕也跑不了，据报上消息说，毛泽东也说他，可能关到牢里还要写。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就呼吁开放报禁。但是到今天，报禁还在，就是人们不能自由办报。在英国和葡萄牙统治的港澳，100多年前报禁就没有了，出版也是自由的。自由并没有什么可怕，言论越压制越会出问题。在欧洲大陆反动的时候，只有英国，什么话都可以说，它容纳了来自大陆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大量政治流亡者，出版他们的书籍，而且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出版了《资本论》，全都没有什么障碍。而且，越是如此，英国社会就越加稳定和安定，因为这是一个自信的社会。
（六）游行和请愿
人是一种动物。表达自身的诉求，是一种动物性，因此，它天然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人，应当生而有表达诉求的权利。而压制这种表达，不允许人们提出自己的诉求，则可能是一种人类（而不是动物）的特有的恶劣行径。
自从约3000年前，人类进入以“文化”为特征的社会生活之后，一部分人表达共同的诉求，就是经常发生的。在少数人压迫大众的社会里，这种表达经常会受到统治者们的压制。但是，请愿还是在经常发生。就数量来说，在西方国家发生的，要多一些。为什么为这样？也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发生请愿，要容易些，限制较少。而且，请愿或多或少总能达到请愿者的一些目的。但是在中国，自建国以后，几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请愿游行。像五四、五卅、一二九那样的请愿运动几乎绝迹。这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建国之后很多事情不需要请愿了，人民政府都办好了。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发生了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如大跃进、农业学大寨……等，但农民并没有游行请愿。在文化大革命中，倒是发生了数不清的游行，但多是中央文革操控的，而且大都不具有“请愿”的性质。文革结束时四人帮倒台，兴奋的人民又举行了全国规模的、自发的、大规模庆祝游行，很多地方酒都脱销了。但是，这些游行也不具有“请愿性质”。
在中国，具有向当局请愿性质的大规模群众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1976年，一次是1989年。这两次，都受到了镇压。从那以后，又快20年过去，时光不断地逝去，许多人也已经赍志含愤而不断逝去，张爱萍老将军也逝去了，但是，“请愿和游行”再也没有回到人们的政治生活中来。
这样“中国特色”的、没有群众请愿的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
（七）面对壮烈之士，中国人常常没有尊重、庄严和肃穆。
在革命年代，中国曾经涌现出大量壮烈之士，而且在建国后仍有许多壮烈之士捐躯和流血。为了正义和人民利益的死难者，永远值得高尚的人们流下眼泪。但是，在中国，拥有话语权和表演权的人们，几乎没有人能严肃地面对他们。中国的搞笑电视剧，经常拿烈士寻开心，这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
在俄国，无名烈士墓的圣火永不熄灭。在美国，二战阵亡将士墓地，也是异常肃穆整洁。问题是，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一种神圣的情感。中国人没有。据网上的故事：一个日本留学生，在中国大学里，问到朝鲜战争中的邱少云的事迹，一个中国学生居然回答道，那样的傻瓜不会再有了。这个日本学生大惊，因此，他说他非常看不起“支那”！他气愤地说：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
这个充满屠杀者牌位的靖国神社，使得这个日本学生产生了“爱国狂热”……
但这同时表明中国的教育非常失败！还表示出许多中国青年没有灵魂和血性！
知耻而后勇。中国人何时能知道，靖国神社给了中国的，是“深深的羞耻”？我认为中国人应当知道雪耻，而不是感伤。但是，咱们中国只会说些什么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样一类没有骨头的话。
不尊重壮烈之士，不尊重死难者，只会苟且偷生，没事偷着乐，那中国就永远不可能真有骨头。
靖国神社供奉的，几乎除了战犯，就是到外国去屠杀别国人民的法西斯士兵。日本鬼子直到今天仍然说，这些人都是“为国捐躯”的。由此看来，多数日本人，在面对外国人民时，至今没有是非观念。所以，和德国人民不同，日本人将来还是可能“为国捐躯”去屠杀外国人民的。而美国，为了一时的需要，竟纵容这种疯狂的侵略主义，那么将来，珍珠港事件也会再次重演的。而中国，至今没有人指出，靖国神社供奉的百万阴魂，绝大多数是屠杀外国人民的法西斯分子，而只说那几个甲级战犯，好像日本人疯狂祭祀“普通的法西斯”还是无可指责似的。而且，中国始终不明白，日本真正可怕的是超一流的工业技术力量。如果中国的经济只会倒腾资本，只会倒腾债券，只会引进外资，既不具开发能力、又不能掌握超一流技术，而且凡是中国人做的东西，就是“价廉物不美”，那么，在将来“世界资源危机”爆发之后，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还可能爆发，那时中国还是要被侵略的！还是要被日本人屠杀的！
我的天！我的后代！
若是真正有远见的中国政客们，应当真正有“忧患意识”地考虑未来，而不是成天价歌功颂德、歌舞升平。……
这个要求，也可能太高了。当代中国的干部们，看不了那么远。
他们除了夸奖自己，几乎不会干别的。
（八）中国是否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
有了宪法，是否就有了宪政？不一定。有了民主的口号，是否就有了民主？也不一定。
这个问题我以前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就省略了。
我的基本意思还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我认为，民主和宪政最根本的两条就是：1、民选；2、三权分立。这就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独裁的“伟大领袖”，都不可能成为可怕的“我的元首”，因而，也就决定了整个社会是民主制度，而不是独裁制度。
民主，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在法治之下。没有一个人能高于法制！
简言之，克林顿总统也要到法院聆讯，田中角荣首相也要被法院判刑，没有人能够居于法律之上，没有人能够不经“民选”就当上行政首脑，这就是民主。
现在的中国理论家，特别是中央党校的一帮子理论家，一再想把“民主”的概念偷换掉。他们想把目前的中国，定性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民主这个单词，已经讲了近百年了，不好意思把这个单词本身否掉。于是，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单词的内容，偷换成别的概念。例如说“协商”即是“民主”，就是中国理论家们的狡猾之处。在西方，有人提出民主应增加“协商”，因为败选的少数人，很多时候其人数也并不少。甚至能达到非常接近50%.这样，当然，某种协商的程式，也是必要的。这是有了“民主”之后的进步。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民选”这个程式，因此不知道谁是多数，谁是少数，那谁和谁去“协商”？显然没有道理的。在还没有民选的时候，却提出“协商是民主”，逻辑上也是不通的。既然中国理论家认为只要“协商”就是民主，当然，只好由“全国政协”或“地方政协”的一帮子据说也是精英的分子们，自己和自己聊天。老天爷，这就是民主了么？或许可以叫“聊天民主”！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就是要否掉当今“政治民主”最根本的、国际公认的基本特征，即民选和三权分立。
（九）“劳动者失去保护”和“资本家的联合”
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中最“特”的了。
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是工农劳动者失去保护，而资本家却可以“联合起来”的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主义。
总有人说到“改革以来最大的失误”，据认为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的教育”。我不知道这种“失误”是相对谁来说的？如果是相对于执政领导层来说，可能，人民没有教育好，也没有管教好，所以发生了1989年大规模请愿游行的事。反正，责任在人民。
但如果相对于人民来说，“改革最大的失误”，可能莫过于颠倒了阶级。
改革以前，当然，工人阶级也并未真正当家作主。但是那时还曾冠冕堂皇地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还是有光荣感。刘少奇握住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而没有特别去握荣毅仁的手。那时没有“贪官污吏”阶层，干部中特别糟的事，也就是“多吃多占”。多吃？能吃多少啊？而且，那时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不能吆喝工人了。全国的工人实行的都是“八小时工作制”。这还是20世纪之初的“工运”就提出的目标啊，而现在，却很少有“农民工”能够真正获得“八小时工作”和正常的劳保福利待遇。而中国居然还有一个《劳动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中国保护劳工的法律形同虚设，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广东，工人的劳动条件非常苛刻。
所以，改革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西方国家，对劳动者能实施保护的，就是“独立的工会”。但中国没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在任何单位，工会主席由单位领导任命，其工资也由单位开，他干吗要保护工人？建国后，独立的工会，在中国是不合法的，这一点与国外大不一样。中国工会全都是摆样子的寄生性机构，中国的工人只能任领导们摆弄。特别是改革后，中国的干部状况，已经演化为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中国盘剥工人的“老板”也已经重又出现，而且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狰狞，但在社会上却越来越有光彩。
工人失去保护的情况，在建国后近60年里，已占了多数时间。
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工农劳动者的鄙视，可以说，已经到了骨子里去了。
所以，现今已经没有城市学生愿意当工人了。工人，多数已经是来自穷乡僻壤的青年农民。这也不是他们愿意干这个，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的多数大城市已经“老爷化”，相当多的居民已经日益成为“食利”者。
在劳资问题上，中国的“特色”是非常多的。我很奇怪，西方国家被我们称为“资产阶级国家”，但那里的工人阶级，却远没有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这般狼狈不堪。
中国工人阶级所得的报酬，也是非常低的。这与西方国家大不一样。
现在中国的就业者里，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白领”，领子比较白。过去，在国外，“白领”是指在办公室工作的工人，“蓝领”则是在场地里从事出汗的工作的工人。白领虽然身体比较干净，但是其工资常常不如“蓝领”多。我想，这也是正常的。问题是，到了中国，事情就变得“有特色”了。现在，中国的白领属于高档的人群，其工资肯定比蓝领要高，而且高得多！甚至要高出几倍、十几倍、甚至到几十倍。
中国把“蓝领”几乎压到了最低层，这才使得全中国社会鄙视体力劳动！
这，将为整个中国的未来带来严重的后果。
同时，中国真正把资本家（老板）捧到了天上。不仅国家领导人捧，经济学家捧，而且已经是全民去捧。几乎人人都对老板们低眉顺眼，点头哈腰，一副惊羡和巴结的模样儿，真是丑死了。
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一个半世纪以来，终于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他们现在自由自在，穷奢极欲，而且有权自由成立各种“商会”，也就是“资本家的联合”。既然老板们都联合起来了，他们要一致对付的，就是劳动大众。这种情况下，哪还有什么“市场竞争”可言？经济学家的说法，几乎都是骗人的。
（十）中国出现了几乎长久不变的、绝对的领袖崇拜。
这种领袖崇拜，不仅是全国，而且在大大小小的单位里，都出现了。到处都是“第一把手说了算”！独裁！专横！不可一世！
这种现象，可能是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沉淀下来的。中国人对领袖的爱，对领袖的感恩戴德，有时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我很怀疑，领袖们真那么可爱吗？真是值得为他而牺牲一切吗？就这一点来说，我对西方人有好感。他们从来不会说什么“无限热爱领袖”这一类虚情假意的话。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最底层，也可能，他们觉得“领袖”来拯救他们了，因此值得他们去无限地爱。但革命以后，就算是“拯救”也已经救完了，几十年里一再地讲什么“无限热爱领袖”，那不是很滑稽吗？
而最滑稽的，是中国的领袖们自己，他们也似乎感到自己就好像是上天派来的下凡的天河元帅。他们来解救众生，来抚摸众生，若离开了他，人民就会沉沦。
中国的领导人与西方的相比，也有自己的特色。
比起西方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袖们常常表现出来气度小，气量狭窄，不能容人，没有幽默感。例如，没有中国人敢画领导人的漫画，否则就可能坐牢。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为此坐牢数年。目前台湾，对政治人物们出现了大量漫画，像西方国家那样，可见有了民主，就打碎了这种束缚，这样，能使人们相互之间更加和谐和诙谐，更容易相处。台湾的马英九之流，可以随便地与群众相处，谈谈笑笑并到处“拜票”，或者一起骑车跑步，这也是很有些“西方化”的。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是个省级的高级官员，目前也是很难做到“和群众打成一片”了。他们总是被下级官员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他们的涵养也普遍较差，容不得被人挖苦批评。西方国家领导人常常会有许多漫画，就这一点说，可以看出，西方的上下层之间，尽管层次不同，但是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反对那些官员或总统，可以嘲笑他们，可以讥讽挖苦，只要不是暴力的举动，官再大的人，都是能容忍的，或一笑置之，根本不会对不敬者判刑。
一个西方人说，在我们那里，你可以在大街上指着总统的鼻子“骂”他，不会因此判刑。但是你不能“打”他，否则会判刑。打骂之间，其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还有个故事说：如果美国有一个关在监狱的人，在铁窗后大骂总统，说他是混蛋，是狗娘养的，那些看监狱的人，根本不会理睬他。而如果这个犯人忽然歌颂总统是“大救星”，是“伟大领袖”，那么，监狱的工作人员就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要看看他的神经是不是有问题了。
中国人民自己，可能有自卑。他们总是仰起脸儿来看上级，看领袖；而且领袖也不需要他们的选票，所以自然也就高傲得不行。什么时候大陆像台湾那样，政客们为了当选，而要到处去向民众“拜票”，那就好了。因为，这一次，不是老百姓去“拜”官，而是领导们去“拜”老百姓了，这就将是莫大的进步。
（十一）“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
这是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在文革中也很实行了一气。它表明，中国的一切，几乎都没有“一定之规”。一到自己觉得需要做别的解释时，就要“区别对待”了，而不是一切都照规矩来。
如中国长时期的“肃反”中，有句响亮的话，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完全没有“法制观点”的口号，并为“逼供信”提供支撑。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危害，认识到它对人们的摧残。现在，西方判案的认识是：一切依据证据。嫌犯可以保持沉默，他有权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供述。默秘权，这是一种“权利”，也可以叫做人权吧。允许其保持沉默，并非对嫌犯纵容、或对其做道德判断。嫌犯如果真犯了罪，那肯定是坏蛋无疑。问题是，对坏蛋也要照“规矩”来。在中国，所以“逼供信”如此厉害，就是源于领袖的肃反政策。而“逼供信”之后，冤假错案就必然很多，其实，如果一切断案按照“规则”来，冤假错案就会大量减少。这是显然的。
坦白从宽，我认为在量刑时也并非不能考虑。但作为政策，就有了问题。特别是这“从”字，也就是说，要按照嫌犯（或被审查的人）的态度来“区别对待”。80年代之后，有“从重从快”之说，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当时叫做“严打”，但既有“严”，则必有“宽”。因为不可能一直“严”下去，如果永远是“严”，那也就没有“严”可言了，只要是波浪式进展，则必有“宽”的时候。否则不合逻辑。所以我认为，应当一切按照“原则和规矩”办理，不要“从严从宽从重从快”之类的事情，中国的事情可能就上轨道了。
（十二）“歌功颂德”也是中国特色
中国人就是喜欢歌功颂德，喜欢听好话，喜欢“表扬为主”，强调首先要“充分肯定成绩”。如果不这样呢？似乎就对国家很有害了，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我实在是不懂，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真的有伟大成就，而有的人在发言时又没有“先肯定成绩”一番，难道这个“伟大成就”就一下子跑掉了吗？
为什么在批评某一件事时，还一定要“先充分肯定成绩”？这不是很啰嗦吗？这还有效率吗？但是，不，中国人就是好这一口，若没有这个，受不了。所以，在各种大会上，在什么两会上，一定要把成绩说够，先歌功颂德，先赞美党和领袖，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提出一点“不足”和“还需要改进的地方”。而只有这样发言的代表，似乎才能是“合格的”人民代表。否则，就不合格。若是在以前，弄不好还可能是混进来的“三反分子”呢。
而同时，在“中国特色”之外，西方人却喜欢“找问题”和“批评国家”。这有可能是社会制度之不同带来的。所以，中国就比较自满自吹，难以进步。谁若找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或者“对改革不满”；谁若是批评现状，就可能获得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帽子……。
我想，这样的社会，可怎么政治进步啊？
中国政治家的神经相当弱，不能听任何刺耳的话，一听就跳。可能就因此，才会有个成语叫“忠言逆耳”，希望能因此而告诫那些统治者。孔子说六十而耳顺，看来，耳顺真不容易。
其实，很多中国老百姓也是，一听到有人批评中国，就先跳起来骂人。
据说，希拉蕊。克林顿最近在讲话中说了Chinaman这个词，大量的华人火了。希拉蕊被迫道歉。在美国，种族歧视是个很敏感的词，搞不好就会失去大量选票。不过在我看来，指出她说出“中国佬”是不礼貌的，也就行了，不一定要大家一起大动肝火。我与西洋人聊天时，曾对美国人说到我们使用的“美国鬼子”这个词，还有美国佬Yankee，其中翻译出的汉字“佬”的意思也很贬意。人家听了后，不过哈哈一笑。真让人感到他们是“一笑了之”，无所谓的。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大方的。大度一点，可以提升整个民族的气度。
（十三）中国的官员，几乎可以随便花公家的钱。
这样的事，到了今天，可以算是“中国特色”了。当周恩来管理国家机关时，官员是不可能随便花公家的钱的。后来，到了邓时代，在两件事上，放开了官员的手脚。一是承包制，二是机关创收，这两个法宝，把中国官社会推上了“阶级化”的道路，而无法回头。
中国的官员们，利用“价格双轨制”等特别的条件和权力，迅速地演变为一代贪婪无比的贪官污吏，远超过西方国家，甚至也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在欧美国家，国家有关部门监控着资金流，还有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若想随便花公家的钱可不容易。而中国，至今没有制定出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检查制度。这也是很丢人的事啊！
但中国官员们为了发财，也顾不上丢人了。
据香港凤凰台的报导，现中国外逃贪官，人均贪污1亿元人民币。我实在弄不明白，一个人要贪污1亿元、并把钱成功运到国外，可是不容易啊，要经过许多道“关卡”和“封锁线”吧？但是，中国还是有大量的贪官，他们从容不迫地越过了各种“封锁”，从而完成了巨大的经济犯罪。
而那些没有“出逃”的官员们，也不一定就没有贪污。
中国的官员，可以说已经成了一支“贪污大军”。
让人想不通的是：中国总是有污可贪，而且官员们贪起来那么容易。这好像也是党的“好政策”所带来，又是财会制度的大量漏洞所至。而且，漏洞又多又大，中国官员们驾乘着改革东风，几乎全成了浊流，叫做“阴风怒号，浊浪排空”。
中国的官员贪污的总量，肯定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绝对第一。
除了贪污的钱之外，官员们还可以通过各种费用报销获得大量的钱。课题费、招待费、车马费等等，也成了官员们或官式学者们搞钱的路子。在中国，有个用得很广泛的词，人人皆知，叫“公款旅游”，官们不仅在国内游，还经常要到国外去一游再游，以致有的地方还规定了官员每年出国的次数。
中国的吏治如此，在世界上也是个奇迹，真是腐败啊！
在西方，要是有中国这样庞大又能贪的贪官队伍，那选民早就把他们选下台了。
西方国家的钱虽然不少，但是总统和官员们要花起来，也并不那么容易，预算还要议会通过。据说，在西方，任何官员、包括总统的出差，所花掉的钱，都得向纳税人交待清楚。那是人民的钱，官员是不能乱花的。
在国内，所谓钱，其实全都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但真正能落到人民手里，或者人民有权利监督的钱，那是很少的。大量的钱不知去向，或通过弯弯曲曲的途径，到了某些人们的手中。我记得说，中国1/3工薪者自称有“灰色收入”，这个比例可不小。中国的财富分配之混乱不堪，也是世界第一。我看到网上说，大多数欲购买汽车的人，希望买10-20万元的汽车。10-20万元！像我这样工作了几十年的人，那是个天文数字！人们究竟是怎么得到几十万元的？真是难解之谜。
（十四）中国特色：管人
我不能说中国的官员百无一能，他们“管物”不能，但是“管人”却很能。
中国的管人，有悠久传统，是世界一大特色。几千年下来，老百姓被管得成了最温顺的顺民。要是没人管着，好像就缺了点什么，不知怎么是好。所以，中国是一个没有创造性的民族。中国总说“四大发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四个。而西方人发明了机器、电灯、电话、电视机、电脑……，没听到人家怎么吹。由于中国人总是被人“管”着，思想自由度很小，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老实说，咱中国最有创造性的东西，还是“管人”。
古代有保甲制，现在有所谓“两元户口制度”，使得长时间人民的迁徙都失去了自由。明朝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我们文革时也严厉地管制着人们的思想。文革之前，每个居委会都可以有效地监视着全国人民，真是太神奇了。文革中每个人说了什么话，也都被掌握得清清楚楚，谁也逃不掉。改革以后，人民的自由度是大了不少，城市需要廉价的打工者呀！但是，管人的机构仍然卓有成效。我这里说的不是对于犯罪分子的侦察和逮捕，而是说的正常工作的人们。任何单位的领导，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职工的思想。而且，所谓思想工作，几乎是无孔不入，让人民无可逃遁，动辄得咎，反正头脑里总是不得闲，累得不行。在各个单位里，特别是行政性的单位，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人们要对付领导、几个副领导、党委书记、副书记、还有各种委员……，简直不胜繁杂，不胜其烦。
我年轻时以为，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既然自己是个“人”，就要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没有办法。但是90年代初，我到美国去“学者访问”了两个学期，才忽然感到，人们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思想自由，交谊真诚而简单，人们直来直去，很少有人耍滑头，在单位里也不用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大家都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上班按规矩工作，没有人来打扰、或者跑来做“思想工作”；下班后，完全是自己的自由时间，只要不违法，没有人会来干涉个人的自由。
在美国，我感觉最为神奇的是：忽然间，没有那种被人“管”着的感觉了。
我本以为，这个感觉，是由于我是个外国人。后来发现，就是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美国人鼓励人们交往，不要自闭，鼓励人们自由成立各种组织，组织各种活动，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官方是不会来干涉的，特别是不会干涉人们的思想。
思想自由，一个民族才可能真的有创造性，而不是靠单纯引进和模仿。
我觉得，中国应当该把劲头从“管人”放到其他地方去了。各种头头们，应当致力于技术进步，致力于发展国民教育，致力于建立社会保障，致力于公正分配，而不要整天考虑如何去管住人们的思想。
（十五）讲面子，不讲里子；讲数量，不讲品质；讲形式，不讲内容。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事情。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要讲面子上好看。所以，现在“面子工程”特别多。中国大量地盖楼，大量地修路，也的确是比较有面子。外国人到了中国，不一定能马上看到大量“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他们往往一眼就看见了中国的高速公路，看到了林立的高楼。不过中国人自己明白：这些豪华的建筑虽然多，但并不是普通老百姓享用的，而是在这些“建设项目”中暴富起来的“少数人”来享受的。甚至在中国的穷山僻壤，现在也出现了大量令人吃惊的豪华办公大楼，那些，则是当地的“土官员”们用来享受生活的。
官员的阶级化，一直“化”到了最基层！
而且中国的追求“形式”，有时已经染上了罪恶的“特色”。
现在中国生产的各种“假冒伪劣”，也是世界第一。其数量巨大无比。全世界多数的假药是在中国生产的，大量食品是不安全的，这现象，不仅与西方国家差别巨大，而且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极有“特色”的中国现象。
很多国家的人做梦也想不到，卖给别人吃的东西，还可以使用大量有毒的工业化学品来制作。只有追求发疯赚钱的中国人想到了，而且做出来了，而且大量的做出来了，而且至今还保持着不可遏止的势头……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和良心全无，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轻易发现，咱们中国还有些类似的特色，例如：
不重视技术，重视“管理”；
不重视整体功效，重视个体竞争；
不在乎生产节奏，而鼓吹“超额完成”……
这一些，不可避免的，将使表面华丽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弱质化。
（十六）所谓党领导一切，实际是领袖决定一切。
党天下，1957年曾有人这样批评国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但最近一位网友说，中国其实还真的是没有达到“党天下”的水准，还是停留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水准。我觉得，他的批评，是更为深刻的。
西方国家的党，与中国的党，完全是两回事。
共产党出现，公正地说，是工人阶级受苦的产物。一些人，希望改变工人阶级的穷苦地位。所以，最早的时候，共产党们力图要显得平等和平易，要表示出它们是穷人的党。中共也是如此，在决定党负责人时，出现“书记”这个词。很显然，这是为了表现出共产党负责人没有官架子，不过是一个“书记员”而已。书记，在过去的古代中国国家人员系列中，是个最普通的职位。但是，名词并不决定实质。在后来的年月中，“书记”这个最普通的词，逐渐演变为最有权威的领导。特别是建国以后，“书记”便渐成了响当当的“官员”之一种。党委书记，在人们的心目中，和“书记员”早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就规定了书记是党委会里的“班长”；建国后，省委书记，那已经是不得了的大员。书记，已经越来越变成单位里最大的“官”了。当然，有毛主席在，党总书记还不是最大的官，但这也可能是为最大的官做准备的。
最近，有人在报上提出，党的领导应当是集体领导。依我看，实际上，党从来就没有过集体领导。实际上，也不太可能出现集体领导的局面。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集体”领导，也不完全在于是否有表决程式，是否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而最重要的，在于最初的选举。如果是竞选，如果是全党的选举，那么有“班长”也是可以的，因为可以有弹劾和撤换的程式。
中国的“党”和“政”其实是一回事。有人说我们的问题在于“党政不分”，其实没有击中要害。中国的党和政是重叠的机构，这是不假，但是如果把党从各个领导岗位上撤出来，那么，党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西方国家所以有“党”，是因为要有一帮子“政客”竞选，不同的党推举不同的政客，去竞选总统和州长之类。党就是干这个用的。由于有些不同的党，所以叫做“政党政治”。
中国只有一个党，所谓民主党派，也是党的一些特殊的支部而已。因此，推举一些政客去竞选国家领导人，对于党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现在有不少愤怒青年以为，只要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去继续毛泽东的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人民也就能重新当家作主，这也是很难说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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