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变动的历史阶段，传统的价值系统受到了最严厉的挑战。这一百多年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另一方面也看到种种现代观念的出现。但是价值系统所涉及的不仅是观念世界，更重要的是日常人生。

从思想层面进行观察

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尤其应当着眼于该社会成员的实际行为；这主要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如此，价值系统的社会实践又往往因阶层、族类、性别等而异。例如今天在西方学术界十分流行的所谓“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别，便和价值系统的问题密切相关，同一价值观念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层面中，并不必然发生相同的作用。

由此可知，如果我们要认真讨论中国的价值系统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的变迁，似乎只有在社会科学家和史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以后才能着手。但这个先决条件在今天还远未具备。1949年以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几乎完全停顿了。少数调查报告也是在最近十年中才开始的，还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资料。

由于受到资料的严重限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现代中国价值系统的流变提出比较准确的论断。本文基本上是从思想层面进行观察；这是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对于传统价值系统的全面攻击是从知识界、思想界开始的。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虽居于所谓“四民之首”，属于精英文化的层次，然而由于中国并没有森严的阶级制度，许多知识分子部是从民间来的，因此他们对于传统价值系统的批判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动向。第三，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国知识分子虽不能说是文化价值的创造者，但他们在阐明（articulate）、维护和传播文化价值方面，则往往起着重大的作用。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变迁，追根溯源，也是从知识阶层逐渐向全社会渗透的。但是这篇文字只能就个人所知及解析略陈大概，其中一些局部的观察和整体的结论都有待于将来经验研究的验证。

儒家的价值系统动摇

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是以儒家为中心而形成的，汉代以后有佛教和道教的崛起，许多民间的价值观念往往依托在佛和道的旗帜之下。但是整体地看，儒家的中心地位始终是很稳固的。因此传统价值系统的动摇也始于现代知识分子对儒家失去了信心。

儒家的理论从个人的修身逐步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整体。近代中国对儒教的批判最初虽是从治国、平天下（所谓“外王”）方面入手，但很快便发展到齐家的层面，最后连修身也不能幸免。于是儒家的价值系统整个都动摇了。

我们通常认为儒家的权威要到清末民初才受到正面的挑战。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然而就起源而言，我们却不能不把中国的反儒教的运动上推至19世纪中叶。洪秀全等人信奉上帝会而到处焚毁孔庙及其他寺庙，并禁士人“读孔子之经”，这可以代表中下层社会的边缘分子对于儒教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一种激烈的反抗。因此曾国藩的〈讨贼檄〉才特别以“名教之大变”为号召。

这一规模浩大的民变已透露出传统价值系统的深刻危机，它绝不仅仅是一次政治、种族或经济的抗争。更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义虽极尽歪曲之能事，但毕竟代表了中国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观念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施以猛烈的攻击，这一象征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西方势力入侵造成激荡

西方势力的入侵不仅在中国中下层边缘分子的心灵中造成巨大的激荡，而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对儒家发生深刻的怀疑。太平天国时代的汪士铎（1802至1889年）便是一个较早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汪士铎亲历太平天国之乱，隐身江宁差不多一年，但后来曾入胡林翼和曾国藩的幕府，颇多策划，极受胡、曾的推重。所以胡林翼说他“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营八极”，又说他是“旷代醇儒，孤介不可逼视”。曾国藩也称道他“学问淹雅，人品高洁”（均见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所引胡、曾书札）。然而这位“醇儒”却对儒家有很激烈的评论，他在《乙丙日记》中说：

由今思之，王（弼）何（晏）罪浮桀、纣一倍；释老罪浮十倍；周、程、朱、张罪浮百倍。弥近理弥无用，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似桀、纣，乱祇其身数十年也。周、孔贤于尧、舜一倍；申、韩贤于十倍；韩、白贤于百倍。黄、尧、舜以德不如周、孔之立言。然失于仁柔，故申、韩以惩小奸，韩、白以定大乱，又以立功胜也。◇

摘自《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 时报出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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