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上)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 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 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 外，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田，有 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 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 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 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 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 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

其一：

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

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

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

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三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在我刚刚离开的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 加摘帽大会。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这位 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

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

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

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份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 顿”：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来， 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 快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什么鸟 ‘欢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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