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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47)

‧24(上)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 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 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 外,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田,有 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 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 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 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 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 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

其一:

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

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

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

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三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在我刚刚离开的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 加摘帽大会。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这位 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

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

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

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份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 顿”: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来, 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 快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什么鸟 ‘欢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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