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93)
第九章 我的大学
二十二、毕业之前
我女友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每个月只给她一百五十块的生活费。到了一九九五年,这点钱可实在连吃都不够。当时,我父母和姐姐都给我汇款,到了大学四年级差不多每月平均有八九百块钱。我见到女友每天吃饭都只打一份青菜,就把自己的生活费跟女友二一添作五,两个人的伙食都还算不错。但是到了大四下学期,我经常给女友买些时装,钱就又紧张起来。正好我的工作去向基本已定,也没有什么课了,于是我就琢磨挣点钱。当时我们学校后门有一个练歌厅,是学校对面的一个军队研究所开的,大概六十多平米的营业大厅,有四十多个座位,只有一套音响。由于收费太高,穷学生消费不起,富人又嫌档次太低,经营了两年没赚到什么钱,研究所就把这个练歌厅转包给我们学校一个下海办公司的老师经营。这位老师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开始承包时请我帮忙在学校里画了一些广告。但是由于收费太高,生意仍然相当清淡。于是那个老师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为他打工经营练歌厅,一个月四百块钱工资。我想了想,觉得反正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了,条件是经营方式由我说了算。
当地人做生意有个普遍的毛病:胃口太大,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首先,原来的练歌厅唱一首歌要三块,几乎相当于一个学生一顿饭钱,此外每人还要收五元台位费,除了从东南沿海来的几个特别有钱的学生以外,有几个学生敢在那里玩上一夜?其次,练歌厅里的饮料太贵,而门外就是商店,很多学生为了省钱,自带饮料。要是不让人家带饮料,人家也就不来了。就这样,这个练歌厅常常一晚上只有二三十块钱的营业额,有时甚至不开张。我分析了一下学生的消费能力,改变了消费方式:由每首歌三元改为门票制,每晚七点到夜里两点打烊期间,只按人头收五元门票,爱唱多少首歌随便。我在学校里贴了广告之后,起初学生们都不大相信,还以为我又在玩什么宰人的花招。后来有两个人来试探,果然一个晚上唱了好几十首歌,也只收了五元门票。学生们回去后,一传十,十传百,练歌厅的生意很快火暴起来,甚至出现了里面客满,外面的学生排队等待有人退场的情形。
实行了门票制度以后,练歌厅的营业额很快增加到每晚二、三百元,达到了这个练歌厅盈利能力的极限。这是因为,我实行门票制度以后客流量大大增加,几乎每天都满座。其实,每天营业时间只有七个小时,按照每首歌五分钟计算,一晚上最多只能放八十多首歌,平均每个客人掏五块钱还是只能唱一两首。但是学生喜欢热闹,一大堆人坐在那里听别人唱歌也挺快活的。那个老师见我经营有方,也十分高兴。那一段我每天晚上都忙着招呼客人、放影碟,女友也一起过来帮忙,给人家端茶倒水。当然,也有不少客人认为我们俩是兄妹。
后来,我跟女友一起又到食品批发市场批发了一些饮料来歌厅卖。那天天气很热,毒日当头。我和女友坐公共汽车来到武汉大学附近的街道口批发市场,批发了四箱饮料,又坐公共汽车回去。四箱饮料份量是很沉重的,在步行往公共汽车站抬饮料时,我们俩人累得满头大汗、呲牙咧嘴地搬四个大箱子,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车。我做生意胃口不大,饮料的价格跟外边商店里卖的一样。学生们见我卖东西价格公道,也就不在外面买饮料了。但是,我自己批发饮料卖的行为却使得我与那位老师之间产生了些许不快。那老师认为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因此店内一切经营收入归他;而我认为饮料是我和女友一起垫钱买的,并辛辛苦苦地扛回来,因此卖饮料的收入应当归我。这也怪当初双方没有“亲兄弟,明算账”,利益划分不明。就这样,双方开始有些互不信任了,老师就让他的一个老乡来“帮忙”,实际上是监督我。如果是一般人就罢了,偏偏那个老乡是个很难缠的主,事事以主人自居,这就更使我感到不快,不久以后我就跟老师提出来不干了。
去街道口批发饮料那天,恰逢武汉大学的樱花开放,我和女友也就一起去看樱花。大学四年,我大半时间心情抑郁,没有心思去看花赏景,因此这是我第一次看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日本人占领期间载的,如今武汉大学却向前来观赏的游人收起了一块钱一张的门票,正可谓“鬼子栽树,后人乘凉”。樱花这东西开起来落英缤纷,香气扑鼻,确实是不错的景色。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一些人穿着日本衣服照相:女的穿个和服打个伞装做日本淑女的样子也就罢了;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一些男的穿着日本鬼子兵的制服,手里拿个日本军刀,做出要砍人头的动作。不知道这些人想到过没有,日本兵军刀砍下的,都是中国人的头颅。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夏天。那一年大学生分配形势已经开始严峻起来,搞起了双向选择,因此大家在上半年几乎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见面。中国的大学生就业算是一种特色:不是比成绩比素质,而是比门子比后台。成绩好、素质高但没背景的,不一定能找上好工作;成绩差、素质差却有门子的,却一定能找到好岗位。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正是学生们情绪波动最大的时期:有些人一帆风顺,已经找到了好工作,每天喜气洋洋;而有些人屡屡碰壁,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每天愁容满面。有几个同学,因为心情抑郁而喝多了酒,导致酒精中毒而半夜被送到医院抢救。我母亲亲自来学校帮我跑工作,动手很早,运气也好,结果到四月底工作去向就定了,没有经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大学四年,我在班上一直比较低调孤僻,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到图书馆看有关苏联的书籍,或者到艺术美学教室去学跳舞,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所结交的都是外班、外系甚至外校的兴趣相投的人,相反与同班同学的关系比较陌生。但是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此时一番别离,心中也还是非常难受的。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不到十个留到武汉,其余的全都天南海北,而且很多人都是不得志走的。我们这些留在武汉的同学,每天都要送同学远行,一想到今生今世都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就禁不住涕泪纵横,相互紧紧拥抱着哭作一团。即便是从前关系不怎么好的同学,也都忘却了以往的芥蒂,亲如兄弟姐妹。毕业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要这么哭上几场。
我们寝室旁边住着金融班的男生。那个寝室里的几个同学在送一位回兰州工作的同学到机场时,也是哭得死去活来。结果上午送走那个同学,下午他却回来了。原来,他所搭乘的班机因故延误了一天。上午哭得死去活来的那几个学生正在寝室里打扑克,一见到他回来个个错愕不已,其中一个问明情况后便骂他:“妈的,害得老子白哭了一场。”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同学们都送走以后,我到工作单位报了到。当时单位宿舍还没腾出来,我就又在学生寝室住了半个来月。每天下班回来,望着冷冷清清的宿舍,想起昔日同学们一起嬉笑打闹的场景,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一天早晨我正在睡觉,突然感到有人捏我的鼻子,醒来一看,是一位分配到广东的同学报到后回家路过武汉,顺便到学校来看看。二人以前虽然关系不是很密切,此时一见面,却觉得格外亲热,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待续)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