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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44)

‧21(中) 死亡场(Ⅰ)

令人振奋的是,13号这天是大会战中的“大突击日”,每人每餐多发一个团子,早中晚三餐共六个团子,一次发齐,而且是“上等货”高粱面菜团团。

  

这就是说,中午和晚上不必再往地里送饭了,突击区的大豆什么时候割完什么时候算。这是“老规矩”,至于能不能割完,那得等着瞧,但六个菜团子 已到手,这倒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虽说菜皮梗儿和树皮多了点,但团子的个儿确实比平时大了点,圆圆的,扁扁的,把一些人乐得大叫:“呵!林黛玉的奶子!”

  

不过,对这个几乎人人都得了饥饿浮肿病的“突击队”来说,每人只有这六个“林黛玉的奶子”,也只能空喜欢一时。莫说还要分三顿吃,就是一口 气都吞了下去,也是远远不够数的。许多人“奶子”一到手,一眨眼功夫,就把早上的两个团子丢进了肚;咂咂嘴,不解饿,把中午的两个也顺势丢进了肚;经过激 烈的思想斗争,干脆,把晚上的两个也一并“解决”了。蹲在伙房里没挪窝,全天“大突击”的干粮袋儿就空空如也了,也不管这一天将怎么过!

  

这是个大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上工的哨声一响,大家就摸着黑,向东边十几里外的七虎山下的野鹅滩突击区远征。在最前面,有人提着一盏马灯引路,后面的人随着前面的人影跟进。

  

这里我要插上一句,这条“远征”路,就是当年春夭阴雨连绵时,我与几位难友常常抬着二三百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稀粥,被陷得拔不出脚的那条漫长的泥泞的路。那“突击区”,就是当时我们播种的大豆地。

  

现在这支收割大豆的“突击队”,刚刚走出小云山,老天就飘洒起小雨,小雨很快又变成了雪。这时,六只“奶子”都已进肚的人,才意识到眼皮底下的形势很严峻,“这一天怎么过?”

  

人们稀稀拉拉地远征到了野鹅滩,这才天大亮。负责全权指挥“大突击”的,是不久前才由“七间房”基建大队大队长提升为云山畜牧场副场长的祝 某。他不容大伙儿歇口气,立即按班排按人分段:每人先割两条□。每□四行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据说约有五亩地。大伙儿一声不吭,一个个猫下腰,吭嗤吭嗤地 割了起来。

  

割大豆和割麦子一样,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力气有腰功和一把小镰刀就行。但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连站都站不稳的“老有”来说,它的繁重程度的递增,就是几何级数的了。

  

“干不动的也得干!”祝副场长在地里一边转悠一边吼。

  

夏天割麦子“大会战”,他还在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这样边监工边喊——“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现在在大豆地里,他仍然老调重弹:“割不完绝不收工!表现不好的,甭想摘帽子!”

  

为了除去扣在脑门儿上的“紧箍咒”,大家只得不吝惜维持生命的微弱热能玩命儿干。但是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有人开始一边儿慢慢地割,一边儿偷偷地剥开生豆荚,往嘴里塞大豆。

  

“偷”字多难听!可是此时此地,要活命的本能就促使许多人不得不这样做,尽管都是读书识字人。

  

“你趴在这儿干什么!”

  

随着祝副场长的这又一声吼,大家才发现,正趴在垄沟里“偷”吃生大豆的原国防空军司令部的大尉军官“周大个子”,被祝某当场“抓”着了。此刻,这位身高1.82米的大块头,已成了细长细长的勾腰曲背的瘦大虾,徒有“周大个子”之名了。

  

又随着祝副场长的一声吼,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小镰刀,集中到“周大个子”的地□里开起了“现场批判会”。按祝副场长的说法,“批判这种偷吃国家大豆的犯罪行为”。

  

“像‘周大个’这样死不改悔的右派,”祝某说,“是不能摘帽子的!”

  

这勾腰曲背的瘦大虾,也料想摘帽无望,一下撑直了腰,顶了祝某一句:

  

“生大豆并不比糠团团香!只要榆树皮管够,谁也不会吃这生大豆!”

  

“你你你……你纯粹是个活畜牲!”祝某火冒三丈地骂着,边骂边气呼呼地掏出一个小本本,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边记边嘟哝着说:“周大个,你听着,我叫你今生今世摘不了帽子!”

  

这奇怪吗?在云山畜牧场,当干部的骂人,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这位祝副场长,在基建大队当大队长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老右”,他总是“骂”字挂帅:对干得好的要骂,对干不好的更是骂声如放鞭炮了。

  

午时到了,大豆地里照常响起了“休息”的哨音——“进午餐”。可是绝大多数人,这时哪儿还有“午餐”可进?他们只得穿着破胶靴,蹚过宽宽的一 溜水,钻进了野鹅滩,刨草芽,挖芦根。突然,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诗人戚玲,在灌木野草丛生的小浦上,发现了两只柔绒似雪的小鹭鸶。它们伸长了细脖 子,张着小嘴,呀呀乱叫,煞是可爱。戚玲强忍饥饿,把它们用细草包包好,发誓要带回去养大,送给北京或别的什么城市的动物园。

  

“你这完全是做梦!”祝副场长闻声走来,对戚玲发出一阵阴笑。“你们人都没得吃,你哪来粮食鱼虾喂它们?再说,你就是把它们喂大了,谁给你送去什么动物园?”

 

戚玲决心已定,他把这两个小生命放在原来的案巢中,准备晚上收工时带回小云山。

  

“午餐”时间过了。哨声一响,人人又弯腰如捣蒜,挥动小镰刀,继续执行那当天根本无力完成的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

  

天快黑了,每人的两大□地,还没有割完1/4。祝副场长大怒,用他那嘶哑的吼声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伸手不见手指才能收工!”

 

吼完,他自个儿就“单枪匹马”地先回小云山了。

  

天色真的已到了祝副场长命令要求的“标准”了。指导员李惠一声“收工”,也拔腿先走了。饥寒苦累的“老右”们,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快走也快不起来,只能在粘乎乎的路上慢悠悠地往回晃。

  

这时寒风凛冽,夜幕厚垂,雨夹雪越下越大。“老右”们一个个缩着脖子,东倒西歪地向前挪。泥下坚冰如滑板,许多人挪动三五步就是一个跟头。有的被摔成了泥人,浑浊的泥水顺着衣裤往下流。有的人简直是趴在地上往前爬,有的人就直挺挺地倒卧在泥水中。

  

诗人戚玲,这时怀里捂着那两只小鹭鸶,一手握着小镰刀,竟抒发起“三闾大夫放逐赋《离骚》”的情怀,边崴泥边哼出了几句诗:

夜雪倍感朔风紧,悠悠归途齿发寒;

困兽犹战再抖擞,羊肠河洼不可慢;

弱者摸黑如履冰,搀扶涉水齐心颤;

路遥时长落荒多,呼救无力沦夜幔……

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杨川林海军上尉,与一些难友首批崴回了小云山。他急忙跑到队部向指导员李惠报告了路上的情况,并说“说不定会死人的”,要李惠赶快想想办法。谁知李惠这个“共产党员”,这个“政治指导员”,竟然只对杨川林苦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夜里11点钟,又有刚回来的人去队部报告:

“路上倒下了不少人!最好赶快派人拿些菜团子,去接他们回来!”

  

第一批摘帽后在队部临时做统计和文书的杨崇道中尉,立即叫醒已酣酣入睡的李惠指导员:

“指导员,指导员,怎么办?”

  

“你们去就行了!”李惠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了。

  

杨崇道立即找来了也是第一批摘帽的蒋同磋、郝起新、罗小棠等几位排长,又找了几位稍微还有点力气的难友,带着一篮菜团子,提着一盏马灯,直奔七虎山方向而去。他们一边匆匆而走,一边高声喊叫:

“喂——,有人吗——?喂——,有人吗——?”

  

听不到任何人回应的声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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